天道何公——“研高”职称申报路漫漫之一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最在乎的莫过于科技成果和专业技术职称。在一个稍微讲一点公平、公道的国度里，我的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在这方面，我却历经磨难，演绎出一出出人生悲剧。

我是1989年获得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的。值得一提的是，我是我公司几十名70届（1965年入学）毕业生（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七所大学）中第一个、亦是当时唯一一个获得这一职称的。如果说，初级、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还多少有一点按章办事的话，那么教授级或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评定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最初几年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钦定”，即董事长一人说了算。1987年，全国开始恢复职称评定工作。当时，我公司是全国试点单位之一。由于我公司属于特大型企业，人才济济，系首批具有正高职称评审权的单位之一。我公司职称评定工作一年一次，唯独正高职称的评定两年一度。

我大言不惭地说，在我们公司，最具“研高”职称资格的莫过于我。因为我曾获得国防科工委颁发的国防科技二等奖两项，航空工业部颁发的国防科技三等奖两项。我公司自1949年从上海迁至南京半个多世纪的唯一一项军品方面的国家专利就是由我一人获得的。此项专利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际上亦属首创。我的两篇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求解离散数学四大世界难题之一——中国投递员问题的，发表在国际刊物《运筹学杂志》（系半年刊，共80页。国际运筹学联合会主席米勒.梅尔巴赫等著名数学家都曾在该刊物上发表论文，华罗庚先生1982年亦在此刊物上撰文）上，很多开设运筹学或图论课的大学在讲授这一世界难题时都会介绍我的计算方法。另一篇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上，该文首次指出《投入产出技术》一书（由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名誉理事长陈锡康、副理事长李秉全编著）中的一个涉及计算公式的错误，并提出了正确的计算公式。在《斯贝发动机国产化》（原机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主持从世界著名的、亦是最大的航空发动机生产产家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公司引进，系国家计划）攻关过程中，曾荣立航空工业部个人二等功一次。我还有两部出自我一人手笔的著作，一部公开出版，一部内部发行，在1989年申报高级工程师的英语考试中，我以97.5的高分列全公司第一    ......

在中国企业界，甚至全国，我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大满贯”殊荣（学术论文、专著、专利、国家级成果奖、立功）的得主之一。凭这些“硬件”，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我完全具备获得正高职称的资格。然而我公司的当权者，或蓄意公报私仇、打击报复，或嫉贤妒能，致使我或许创下六次申报、前后十一个年头的申报记录。在长达十一年的申报路上，我被这些可恶的当权者折磨得遍体鳞伤。我目击了了他们的卑鄙、阴谋、蛮横，亦看到了这几个刽子手“杀人”得手后的狞笑。我不得不三次进京。我没有自杀，而是一次次从被打倒的地上重新站了起来。我的申报故事，不乏戏剧色彩，极具可读性、可听性，在我上书北京的申诉材料中，称之为“申报门”事件。欲知详情，敬请期待下篇。

后话

我原本谦和、低调，不求闻达于天下。在2010年，我被逼无耐，先后两次把我的“母公司”告上了法庭（我不曾请律师，而是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两场官司，均已胜诉）。直到此时，与我在同一办公室的朝夕相处近三年的吴春鷂（被告方的律师之一）竟问我：“C老师，您还获得过国家专利？还获得过四项国防科技成果奖？还荣立过航空工业部个人二等功？还有几篇学术论文？江苏电视台还拍过关于您的专题片（该短片于1994年10月24日晚7点三刻在《江苏新闻》中播发。博主注）？我竟全然不知。佩服！佩服！”我一笑了之。是大逆境改变了我的人生，亦改变了我的性格。其实，不只是职称，同样在工资（2002年调资，我的月工资竟陡然下降1100多元）、房子、科技成果、工作安排诸多切身利益问题上，都对我竭尽管、卡、压之能事。我不再做任人宰割的谦谦君子。我变得有点张扬，变得有点“李敖”（李敖曾说过：“一百年内，写白话文，没有人能超过我。”李敖如今成了狂妄的代名词）。我要成为一名维权斗士。故敬请各位博友、网友，对居士的某些狂傲能予以理解、宽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