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申报的失利，本是我意料中事。我并没有就此作罢。
1996年10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董事长陈立群在党委书记曹安国的办公室无端向我发难，我忍无可忍，便用陈立群辱骂我的语言吼了起来：“卑鄙无耻！陈立群！”我几乎用尽平生气力，以至于整栋24号楼都听到我的怒吼，连在最西边宣传部办公的陈立群的妻子鲁芳春（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曾是我的同事、好友）都慌不择路地冲了进来。这一吼，便彻底锁定了我的十年悲剧人生。（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后续博文）
1997年8月，两年一度的正高评审程序又启动了。一些友人劝我，不要自讨没趣做虚功了。我明知无望，还得一搏。其实此番申报完全是报着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心态。不过，规划管理部对我并未落井下石，他们只推荐了我一人，副总师钱湘云先生（我公司首批研高工之一，195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部长姜璞（198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因被领导嫁祸，代人受过，被判17年徒刑，在狱中多次自杀未遂，另一名同事何静被判20年，后死于狱中。这是一起冤案。倘若我不遭发配，继续留在规划部，无疑难免牢狱之灾）为我写下中肯的评语。然而某些人迫于陈立群的淫威，竟无端剥夺了我参加论文答辩的权利。
1999年，我已被逐出公司，发配到丹阳。身处逆境的我，第三次申报研高工。我顺利地通过了基层评审，专业评议组的评议和论文答辩，以排序第一强势进入最后一关。并一次性获得高评委委员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按理说，我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任职资格已是木板钉钉。然而在公司职称评定领导小组终审会议上，陈立群竟否决了高评委的评审结果，将我的名字划去。这一内幕直到2000年3月20日，航空工业部有关领导来公司宣布陈立群离任时，我才得知。当天，我向一小时之前刚刚升任公司二把手（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魏正镛（多年来一直全权负责公司的职称评定工作）询问我的职称问题（通常在申报年的第二年6月颁发文件公布评审结果）。不意魏正镛竟对我说：“就是陈立群不让你上！”我当即到陈立群的办公室，质问他缘何在我的职称问题上屡屡作梗。他矢口否认，一再追问我：“谁说的？！”此时，我的情绪亦有点失控，便说：“是魏总！”一听说是魏正镛，恼羞成怒的他，简直像条疯狗似的。这也难怪，一个月前，部里还明确表示，让他再干一届，一个月后竟变卦。他推荐的唯一一名董事长人选庄舒服亦未被采纳。他刚刚下台，被他打压多年的魏正镛又揭他的老底。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冲向魏正镛的办公室，厉声质问魏正镛，作为公司的总经理，为何泄露会议机密。由此引发一场狗咬狗的激烈争斗，一时闹得全公司满城风雨。当时部里大员们尚在公司，陈立群提请罢免魏正镛的各项职务。魏正镛便迁怒于我。陈立群对我已够狠毒。在职称申报上，让我三次受挫。房子问题，按江苏省文件规定，我和陈立群等人一样，理应享受135平米的标准。陈立群、魏正镛、庄舒等人严重超标，住进新建的得房率很高的156平米的干部楼，而我直至2003年，一家三代四口依然住在65平米的房子里。在享受人才奖问题上，我公司每年享受人才奖的，多达千人，少则每年七八千元，多则每年几万元甚至更多。就人才而言，我大言不惭地说，在全公司，无出我右者。然而，在实行人才奖十年（1996年至2006年）中，我竟被打入另册，分文未得。
2001年8月，永不言败的我又出现在申报研高的赛场上。此番申报有一大利好消息。陈立群下台了。陈立群的下台，对我来说虽然谈不上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对职称评定，无疑是扫除了一大障碍。我顺利地通过一道道评审程序，并一次性获得高评委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不过在获得正高职称资格的人员中，究竟谁拿“国票”，谁拿“地票”，这由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魏正镛和时任第一副总经理的庄舒拍板定夺。由于不久前我曾到部里告了庄舒剽窃我的科技成果的状，他便公报私仇。在当年评定的几名正高人员中，不论哪方面，我的优势都要高出其他人员几个数量级。然而据魏正镛亲口对我说，是庄舒执意让我拿“地票”。其实，魏正镛（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相比陈立群、庄舒更阴毒。
所谓“国票”、“地票”，“国票”，是指由上级（通常是省部级）相关职能部门组织评审的副高、正高职称的任职资格。而“地票”，则是指一些人才济济并具备正高职称评审资格的单位除国家核定的副高、正高职称名额之外，可以由本单位自己评定适量的副高、正高职称。“地票”毕竟是“地票”，虽然同是副高、正高的称谓，但由本单位评定的副高、正高总给人一种成色不足的感觉。不只是副高、正高，连院士亦有“国票”、“地票”之别。如靠卖嘴皮子到处招摇过市的原北京师范学院的李燕杰的那个院士头衔就是地方粮票，就是当年有关部门乱点鸳鸯谱，竟給共青团中央一个名额，一个靠演说起家的亦成了中科院“院士”，实在令人啼笑皆非。2002年9月底，居士在北京钓鱼台宾馆曾听过他的演说，我们还有一张合影照片。在演说中，他曾提及“本人也是院士”，但语气的底气显然不足，盖他的“院士”名号系“地票”之故也。
居士真的算是知识分子的另类。我不曾听说在中国有“地票”申请转“国票”的事。我不是得陇望蜀。而是这个“世道”对我太不公平（在工资、房子、工作安排、职称评定、成果奖、人才奖等问题上备受打击、报复，有的甚至在全世界都难有一例，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后续博文）我之所以非要“国票”不可,是弱势人的一种维权行为，是被逼上梁山的抗争，亦是向一种制度的挑战。我之所以变得如此张狂，也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在职称申报问题是上，我并没有因为斩获一张研高工的地方粮票，就此止步。我要继续征战。欲知后事如何，敬请期待我的下篇博文《申报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