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我以最高分考取宣城县水阳初级中学（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不允许报考其他中学）。尽管在水阳初中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然而由于我的天分，在初一学年、初二上学期的六次期中、期末考试中，均列全年级（120名学生）第一名。
1961年1月，因饿死人事件，宣城县的近二十所初级中学除湾址（现芜湖县县城，当年属宣城县）初中、孙埠初中及宣城中学初中部外统统被宣告停办，由此我们无端被剥夺了求学的权利。我们的原非农业户口亦回归为农村户口。1961年11月下旬，接学校通知，让我们复学。由于饿死人事件的后遗症，复学的同学太少，我们水阳初中的十几名复学同学被合并到油榨初中。两校原本二百四十名同学复学的竟不足四十名，而来自农村的同学，则少得可怜，如我们水阳初中一百二十名同学中前来复学的农村户口的同学只有五人，这五名同学就是时荣華、侯功达、孙苍翠、袁双龙和我。由此可见当年饿死人事件对我们这些学子的摧残。
我在油榨初中读书时的班主任叫戴宏昕。戴宏昕教我们政治，这是一名生就一副典型政治面孔的家伙。他听说我在水阳初中曾遭受过五十多份大字报的围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当然要在我的身上做些文章。就在我前来报到的第二个星期，就对我组织了一次大批判会。批判会前，他有一段“精彩”导言：“Cdq生就一副反骨，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别看他才十五岁,可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故同学们必须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对他狠批、狠斗。”我中学时代，共有六位班主任，第一位荣子义（参看博文《我或许是年纪最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第三位戴宏昕、第四位陶毓亭（这个后来因强奸少女被判刑的流氓对我的加害最深，差一点葬送了我的整个人生，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后续博文）都是我人生中的大灾星，且一个比一个狠毒。戴宏昕是一只典型的政治动物，它竟想在我这个十几岁的学生身上捞取一点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实在既可恶又可怜。
对于姓戴的对我过激出格的举动，老师们、同学们都看在眼里。尤其是许锦奇、章江海、盛以枝几个水阳老乡（亦是我小学同学）为我愤愤不平，公开指责戴宏昕的所作所为。戴宏昕恼羞成怒，竟诬陷我们是反革命小集团。一天早操时，他代表学校宣布：开除我和许锦奇的学藉。在临近中考不过一个月左右，我和许锦奇便卷起铺盖回家了。
鉴于虑及升学率，刘宗感（我在水阳初中的数学老师）等老师纷纷为我们求情，半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学校领导找我们谈话，将原本开除学籍的处分改为记过。要求我们珍惜这一机会，积极备考，为母校争光（后来我们俩都考取宣城中学）。
中考前夕，还发生一赌考趣事，一时传为笑谈。八、九位老师在一起闲聊，竞猜中考我校考生录取事宜。原油榨初中时任毕业班化学老师储仲才信誓旦旦地说：“今年全县中考，状元非徐德明莫属！”班主任兼政治教师戴宏昕、语文老师季昌福等原油榨初中的老师一同附和储仲才之说。而数学老师刘宗感、物理老师吕少朋等原水阳初中的老师则看好我，认为我有可能获学校中考第一名。徐德明，油榨初中1961届毕业生，当年是油榨初中全年级绝对尖子生。只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参加中考。若参加当年中考，很有可能获全县第一名。1962年初中毕业考试，各门功课均获100分。1965年高考，若不是政审原因，根据他的考分，录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绝对不成问题。
由于水阳初中、油榨初中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被辍学十月之久，中考前接通知，这些学校的考生，物理、化学免考，只考语文、数学、政治。这一年的中考，数学试题比较难，作文试题是《初夏的早晨》。我以待罪之身赴宣城参加了中考，尽管我早以被荣子义、戴宏昕折磨得遍体鳞伤，还是以全县“第一名”（只考三门的考生）考取宣城中学，另一个“第一名”则是我的挚友、高中同班同学汪开新（他亦是原油榨初中的学生，当年油榨初中停办，凭城镇户口及其他关系转学到宣城中学初中部）
还未等发榜，我的原水阳初中的第二任班主任吕少朋及我的启蒙恩师袁少平（他俩祖籍广东台山，1950年一同北上，来安徽省宣城县水阳镇谋生）就来我家报喜。他俩进门就说：“报喜！报喜！Dq今年考高中，考了个全县第一。”对于两位老师前来报喜，乐坏了我的父母。当天就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席间，最开心的莫过于袁少平先生。他视陈家村为第二故乡。他的教师生涯就是从宣城县双陡门陈家村初级小学起步的。他和师母廖辉的第一个孩子袁北安就是在我们陈家村祠堂临盆的。他还告诉父老乡亲：“刘国平（袁先生的另一名入室弟子，家住陈家村后的汤家庄）也考取了宣城中学。”吕少朋老师说：“今年全县只招100名高中生，您的入室弟子竟有两名，真乃功勋老师也，可喜可贺！”刘国平是我的老乡（两家相距不过几百米）、小学一年级的同学，高中又成了同班同学。刘国平同学高中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只是高考前被查患有肺结核，未能参加高考，否则，双陡门陈家村初级小学又多培养出一名名牌大学的学子。须知，当年中考，宣城中学高中部招收的停办学校的新生清一色来自水阳初中和油榨初中，其余十几所初中统统被理了个光头。更值得称道的是，袁先生的两位入室弟子刘国平和百家岩居士，双双获得正高职称（刘是马鞍山十一中的特级教师，居士是南京某军工企业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据统计，宣城县六五届毕业生中，只有三名同学（张武煌、刘国平和我）获得正高职称。一个只有一名教员、全校总共三十几名学生的初级小学竟培养出两名获正高职称的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个传奇。先生若地下有知，该多高兴、多自豪啊！我的两个学名Chz、Cdq，亦是袁先生为我取的。他借着几分酒兴为在坐的诠释了这两个学名的典故和内涵。前者寓意我能成为与诸子百家齐名的大家，后者的dq两字则取自清朝俩父子皇帝的年号，又不违我们家谱辈分。经先生这一点拨，父亲特开心，席中人亦为先生的学识叹服不已。值得欣慰的是，我的人生并没有辜负恩师对我的厚望。
其实，对于当年中考，我并不在意那个分数。凭我当年的心境，哪有闲心去争金夺银。更况在中国，高分低能者甚多，解放后的几千个高考状元（其实，绝大多数是各省状元），没有一个有大的出息。而一些考分并不高的考生反倒富有真才实学。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几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家，莫说中不中状元，就在班上的名次亦都在十名开外。至于钱伟长，当年考清华，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总共只考了25分。当年中考，我实在无意争春，倒落得个无心插柳柳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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