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的按语
我有“幸”两次参加“监打监收”活动，见证了世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最野蛮的反人类的历史。所谓监打监收，就是将农田里的稻子一颗不留地统统上缴国家。饿死人事件的原因多多，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高征购、高进口、高出口......不一而足，然而酿成饿死人事件的最关键事件，就是美其名曰的监打监收，就是“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和农民争夺粮食“（谭震林的罪恶语言）的抢劫事件。这是居士的独家之言，也是居士的重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居1959年9月中旬，初中入学不过半个月当时还不满13岁的我竟接到一项政治使命——监打监收。监打监收的政治背景，就是当年当局认定农民“瞒产私分。”是啊！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征购粮食的指标却完成不了，无疑是“刁民”们蓄意瞒产私分。一个“监”字，分明把我们的农民同胞当作贼了。关于监打监收，谭震林三个月前的一番丧尽天良的话就是最好的注脚。
1959年6月20日，在一次关于粮食征购的电话会议上说：“在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就必须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电话会议，甘肃，1959年6月20日，91-18-494，pp.44-8）其实，监打监收就是国家公然抢夺农民粮食的具体实施方案。“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任人宰割的弱势农民岂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对手。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保命粮被洗劫一空。两个月后。金宝圩中的所有农村公共食堂统统因绝粮而断炊致使40%的农民同胞猪鼠（1959年系猪年，1960年系鼠年。饿死人的高峰期就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博主注）相逢大梦归。
谭震林的一席话，可谓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高层的主旋律。只有毛泽东对这种强盗行径为广大农民同胞鸣不平：“春节（指1959年春节）前后才暴露出粮食不够。反瞒产有理由，站在农民这一边，就不能反瞒产。你无代价调拨，不瞒产，生活就危险。“（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9页）很遗憾，“当时毛主席的声音太微弱。”（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每人被派往一个生产队。我们未经任何培训，立马走人。我们的任务有三：1）称重，每担稻子都得过磅，掌秤人就是我们这些学童；2）填写粮食产量的三联单；2）押送至水阳镇粮站。由于我们所在的金宝圩属水乡，这种押送又叫“押船”。所谓监打监收，说白了，就是把农民地里的粮食实行扫光政策，统统上缴国家。这是赤裸裸的强盗之举。
我曾经随同我父亲划着自家的船一路欢笑一路歌地到水阳粮站送过公粮。而现在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竟要提防、对付我的同乡同胞，多么无耐啊！
我被分到离我家不过三里地的双土地庙附近的东朝生产队。接待我的是生产队的会计。他对我的父亲非常熟识。我们相处得很好。由于抢收，我们天天挑灯夜战，每天都得劳动十二小时以上。阴雨天，都不停止收割。当时县政府曾放出狠话：宁可稻子烂在粮仓，不能烂在地里。
一天，时已晚上九时许，我也实在太困乏了，便打盹了。他们见我已“睡着”，在过坝（水沟的坝埂）时，便迅捷卸下几百斤稻谷，放到一坟地里。我佯装不知。到水阳粮站验收时，竟让我们过了关。或许因我这次积德，村民们对我一致好评，使我“荣”获“监打监收积极分子”的奖状，这是我这个有名的坏小子所获的第一张奖状。
1960年9月，我再次参加监打监收。我被派往撒垾滩里的陈家村。这里曾是中共宣城、当涂、芜湖中心县委所在地。该村与我们双陡门陈家村是金宝圩里两个最大的陈姓村落，由于人口不过三百有余，两村都曾有过联宗的想法。故当我进村时，他们都把我当成本家，特别亲切、客气。此时，陈家村和其他村落一样公共食早已因1959年年底断炊而自行消亡。人们守着那一丁点保命粮，精打细算，艰辛度日。放眼眺望撒垾滩，总给人一种“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我见到的这些村民都是些闖过鬼门关、大难不死的人，个个面黄肌瘦。
我又操起“旧业”。来到田间，首先是过磅。不过，这次不像前年那么认真了。当农民伯伯颤巍巍抬起装满稻谷的箩筐时，我不再计较重量的精确度，不再让秤砣在秤杆上来回拉动几次，尽快示意农民伯伯放下，如同举重裁判员在第一时间亮出绿灯一样。我亦曾目睹过他们的“偷盗”行为，但并不贪心，每次不过几百斤稻子，分到村民头上，每人不过几斤。实在是逼上梁山啊！当然，我压根儿不会制止，更不会举报。更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普陀。
我无法考证，除安徽省宣城县外，当时中国还有没有一个地区仍然还搞什么监打监收，因为当时宣城县在1959年1960年之交已有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活活饿死，饿死率高达40%。该村亦有40%的人饿死。
当时，信阳饿死人事件虽未案发。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已惶惶不可终日。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宗书多次向我打听我们村支部书记刘宗祯的近况。在他看来，如果他被捕，那刘宗祯就有可能被枪毙。（一个月后，刘成了宣城县首批被捕人员）因为宣城县亩产几万斤的第一颗卫星，就是宣城县县长张克标在我们陈家村首放的。全县第一个农村公共食堂也是张克标在我们村率先创办的。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亦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深重（在饿死人事件中，安徽省的饿死率居全国榜首），开始续罪，千方百计地进行救亡。1967年11月27日下午在成都宾馆接见我们来自全国的安徽藉红卫兵时，听说我是宣城人，他很动情地对我说：“宣城县，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安徽第一富庶之地，竟会饿死人，天方夜谭啊！我有罪，我罪该万死。“他甚至抱怨当年周恩来一天几个征粮电话。应当承认，曾希圣，过大功亦大。在如此大背景下，监打监收，亦只能走走过场罢了。
监打监收！呜呼！官府分明是地地道道的盗贼，却视老实巴交的农民为刁民、盗贼。监打监收！分明是邓小平、刘少奇贼喊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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