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历数彭德怀一系列罪行后，最后断言：“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这时毛泽东插了一句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七千人大会资料》）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冤案是力主平反的，只是当时他的声音太微弱。同样，当年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对于彭德怀的组织处理亦作出了最大努力，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强制干预。
一、关于会议议程
毛泽东在8月2日宣布“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修改指标问题。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几个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可见绝大多数是主张高指标的。博主注），那次改也改不彻底......高指标已成为一种负担，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得破除迷信，将菩萨打烂，重新确定合乎实际的指标。这一次会议所以召开，就是改指标（毛泽东执意继续“右倾”，博主注）
另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定的。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19、220页）
值得一提的，毛泽东直到此时，都不忘会议的初衷，他脑子里全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
降指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1961年6月，博主注），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其实，让毛泽东坐卧不宁的不只是高指标，更是担心农民同胞的身家性命啊！
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闭口不谈“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只字不提“反右倾”、“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或许人们不甚注意“路线问题”这四个字。须知，，把彭德怀的问题归集为路线问题，是对彭德怀的一种保护。建国前党内的历次斗争，都只是路线斗争，而当年高岗只是不分场合说了些毛泽东同他说的私房话，只是反对刘少奇、周恩来两个人，便开了将党内斗争升格为“反党”的先河。其实，毛泽东如斯说，显然是有违“党中央”对彭德怀等人问题性质所定下的基调。且看一天前周恩来的一番说教：“8月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周恩来的讲话，我的记录本上只有这么一小段，大概只讲这么一点：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进攻。他们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这有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他们是有纲领体系，有右倾活动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18页）
二、毛泽东重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泽东鉴于1954年整肃高岗、饶漱石那两个“座谈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重申党内斗争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改，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过去和今后，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从这个愿望出发，对犯错误同志一看二帮，帮他改。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有些同志一时跑到那边去了，经过批评教育，加上客观形势的改变，可以改变过来。如立三路线，赞成的人很多，后来都脱离了。王明路线，那么积极，经过4年实践，遵义会议纠正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经过十年，中间经过4年整风，长时间等待，到1945年开七大，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一个人改正错误哪能那么快，经过长期等待是必要的，强迫接受，那是不行的。谁人无错误、缺点。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0、221页）毛泽东这番情真意切、苦口婆心的话，何其意味深长！它不只是针对彭德怀的妥善处理，而是关乎“过去和今后”，重申坚持行之有效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可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大计啊！
三、毛泽东竟“不伦不类”地重提高岗旧事
1959年8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有这么一段文字：“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当时彭德怀已成一”瘟神“，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可毛泽东就在8月16日的大会上竟“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
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10页）或许有人觉得毛泽东的这番话有点不伦不类，甚至不可思议
。须知，高岗可是被开除党籍的反党联盟的头目。更是建国后迄今为止不足十名（高岗、饶漱石以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几名右派分子）未曾平反的“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之一啊？其实，毛泽东的话何其用心良苦。这是变相地为高岗平反。你们不是说彭、黄、张是漏网的高、饶分子吗？我倒后悔没有保留高岗的党籍和中央委员头衔而引为恨事。毛泽东甚至还提到陈独秀（陈独秀曾要求来延安）：“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12页）毛泽东的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对于彭德怀，你们不要做得太绝。
四、毛泽东力排众议，彭德怀、张闻天感恩戴德
为期长达46天之久的良知泯灭、吞噬正义、真理惨死的庐山这场悲剧、闹剧终于于1959年8月16日落下帷幕。不过，对于这出悲剧、闹剧的编导们来说，并非瑧善瑧美。尤其是大结局竟被毛泽东改写，实在于心不甘。
八届八中全会原本通过了四项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然而，“这后面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没有向下面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引自《庐山会议》360百科词条编辑）李锐亦对毛泽东的干预发泄了他的不满：“《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是这次庐山会议最重要的成果，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发表，甚至在公报中也不曾提到有此一个决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16页）
只发表《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而压下其他三个《决议》，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干预。毛泽东在8月16日大会上说：“不要抹杀他们历史上有过好的一面。凡事要留有余地，要关怀帮助。因为他们做过好事，有革命性的一面。我这一段话，如早几天讲，决议就 做不 出来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12、313页）”我这一段话，如早几天讲，决议就做不出来“。显然是毛泽东的干预，说得直白一点，是力排众议，将八届八中全会已经“一致”通过的三个重要文件最终“压了下来”，导致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大结局。对于在八届八中全会闭会之前，毛泽东来这一手，全盘否决了大会决议。这等于变相地告诉全会代表，告诉世人：这就是庐山风云中的毛泽东！
最不愿意看到如此结局的，莫过于刘少奇、李锐。李锐在“实录”完毛泽东在8月16日讲话后，有几句情不自禁的自白：“当时我心乱如麻，这记录记得十分杂乱，自然也有脱漏之处，字迹也很潦草。“（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13页）李锐缘何心乱如麻？“ 凭李锐的政治嗅觉， 他已预感到，毛泽东重回前台是迟早的事，他的总理梦已成白人梦。其实，在庐山会议上，失 分最多的，却是不可一世的刘少奇。他一手处心积虑炮制的全会已经通过的“反右倾”的“两决议”、“一决定”由于毛泽东的“搅局”，不能出台，而唯一出台的文件正是毛泽东一直坚持 将高指标一降再降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这个文件总不能说成反右倾的成果吧！然而，几乎所有研究庐山会议的学者竟无视这一点、正视这一点而又一次成全 了居士的独家之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精英们的悲哀！
反观彭、黄、张、周，他们对毛泽东的“搅局”，可谓感恩戴德。“8月18日上午，张闻天下山前写信给毛泽东：‘我衷心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与我的帮助。’9月9日，在北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也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庐山风云烟消云散之后，彭德怀、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感恩是发之肺腑的。须知，就在8月31日，彭德怀对毛泽东曾有过割袍断义之举， 至于周小舟对自己的归宿早已绝望，曾向周惠托孤。他们谁都不会忘记高岗的悲剧，更是目睹了彭德怀在全会上差点遭群殴的场面。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的命运显然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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