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当年在北京航空学院(现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修寒假期间（未回南京）寄给谭元寿先生的一封信， 全文如下。

尊敬的谭元寿先生

前几天，我在吉祥剧场有幸看了由您和杨少春主演的《八大锤》。对于你们的精彩演出，可谓赞不绝口。不过，欣赏之余，倒想提一点意见，供参考。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出戏，我看过《说岳全传》，剧情比较熟悉。但对王佐与乳娘初次在金兀术家相见的场景我觉得有待商榷。说得直白一点，不在情理之中。一、王佐断臂，投奔金营，乃苦肉计。王佐无疑是一思维缜密之人，更况负有说反陆文龙的重大使命。缘何与乳娘薛氏初次见面，就“直奔主题”，将来意和盘托出？须知薛氏只是一妇道人家。倘若“二进宫”时说破此事，是否似乎更自然一些。二、至于乳娘薛氏初见王佐，大不该有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情景，须知，王佐当时的身份乃一“叛变投敌”之小人，能否穿插一些薛氏对王佐鄙夷、防范、试探的眼神、道白，这样不但使人物的塑造更加丰满，且不有损于人物的正面形象，同时亦会增添一些戏剧效果。此外，乳娘是陆登夫妇托孤之人，岂能向一新来乍到之人轻易说出尘封多年的悲惨往事？

我是一戏迷。不过，恕我直言，京剧美，美在唱腔，故你们北京人管看戏为听戏。京剧，可听性强，可看性则不足。中国京剧，缺乏故事情节，没有多少戏剧冲突，少有像锡剧《珍珠塔》、黄梅剧《女驸马》这样的好剧目。这只是我一个门外汉的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春节后，你们将在五道口剧场继续演出《八大锤》，届时我会去凑热闹。明晚，您将在春节晚会上首次亮相，恭祝您演出成功，恭祝您赢得满堂彩连连。

给您拜个早年

                                                                                                                            C d q   敬   上

                                                                                                                           1984年元月31日 于北  航

居士的按语

你见过钱学森在美国被拘留期间那纸听证笔录吗？想必大多数人不曾见过。看了这纸笔录，钱学森出卖灵魂、出卖祖国的那副反共嘴脸昭然若揭。我倒曾一度怀疑钱学森是美国派遣的一名超级间谍。现在看来，这种猜测已不显重要。因为他即使不是汉奸，却胜似汉奸，不是间谍，亦胜似间谍。他对中国的危害已超过10000个汉奸、间谍。对钱学森千刀万剐亦难解国人心头之恨。

我对钱学森间谍身份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William   L. Ryn和San   Summerlin于1968年曾写有《中国蘑菇云》（The   China  Cloud)一书。书中首次披露了当年钱学森被拘留期间的一纸听证笔录。对钱学森的听证，是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密闭小房间进行的。钱由其律师陪同，没有记者在场。以下是部分听证细节。

问：你效忠共产中国吗？

答：不。

问：你效忠谁？

答：我效忠中国人民。

问：在本国与红色中国发生冲突时，你是否会为了美国与红色中国作战？

答：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问：你现在不能回答还是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答：我现在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如下：我已说过，我必然效忠中国人民，而如果在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我将站在美国这边作战，对此，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这一听证内容，2009年钱学森逝世后，方舟子在他的博文《“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若干可商榷之处》中亦有相同的记载。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短短的几个问答，钱学森的反共本性暴露无遗，其叛国行径亦昭然若揭。他的“效忠中国人民”不过一幌子。“我将站在美国这边作战”说得如此直白，“对此，是毫无疑问的。”又何其斩钉截铁！“而如果在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他多么希望美国能将战火引向中国大地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笔录并非逼供信的产物。

看了这纸笔录，居士的钱学森之谜总算解开了。

钱学森在美国学习生活十几年，缘何直到1949年4月5日才填写申请美国国藉的表格递交到波斯顿联邦法院？盖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他必须寻求新的主子。

缘何钱学森就是要与毛泽东唱反调？毛泽东就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令五申那个“四、五、八。”即通过十二年的努力，黄河以北、淮河以南、长江以南力争实现粮食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钱学森就《纲要》，谈“纲要”，竟在报纸上发表粮食可以亩产几万斤的奇文。1970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已六次宣布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对此，连林彪都不再发声。然而大会第一天，钱学森竟跳了出来，第一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提议把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写入党章。民以食为天，他就是要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动摇共产党统治的根基。他要千方百计离间中央最高领导层，以达到乱党、乱军、乱政的目的。

钱学森是一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他果真相信“耳朵能认字”？他之所以置胡耀邦的三次重要批示于不顾、竭力捣鼓“人体科学”这门伪科学，就是要搞乱中国人的思想战线，就是要闹得中国科技界周天寒彻。君不见当年为反击钱学森这名伪科学家，竟有一百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杨振宁等四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联名向钱学森宣战吗？这将耗费中国精英中精英多少宝贵精力啊！钱学森捣鼓的“人体科学”这场瘟疫在中国大地蔓延了整整二十个年头，这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钱学森的罪恶企图还要在中国引发更大的动乱。正是钱学森的“人体科学”，为“法轮功”提供了所谓的“理论基础”，李洪志一伙亦正是打着钱学森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蛊惑人心的。

钱学森曾经是一名科学家，难道他不知道“术业有专攻”?难道他不知道诚如鲁迅所说的一名专家、学者在其他领域充其量不过初中生的水平？然而钱学森自1955年回国后，不务正业了。他丢弃了他的空气动力学专业，热衷于人体科学、气功理论、哲学、思维科学、系统工程、行为科学、教育学，更搞笑的，他竟“研究”起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山水学、城市学、建筑学、地理科学、草原学、沙漠学、环境科学，他还创新几门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新学科，如唯象学、大成智慧学......他是个有身份的人，难道不怕世人对其嗤之以鼻？！他才不在乎他人的说三道四。为了他的“使命”，为了对新中国的破坏大业，钱学森早已豁出去了。

钱学森究竟何许人也？钱学森是地地道道的汉奸、间谍。如此称谓，对钱学森一点也不冤枉，因为他对中国事业的的破坏，远远超过了美国五个步兵师对中国的入侵。

以上有关内容敬请参看本系列博文的其他篇章。

我的下篇博文题为《中共中央早对钱学森存有敌特嫌疑》，敬请期待、关注。

居士的按语

该文自一年前发表以来，受到广大博友、网友的普遍关注与好评，被转载次数就高达500次以上。

该文曾先后七次被无端删除。由于我将发表《饿死人事件罪犯排行榜——饿死人事件我之见之十一》一文，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今天（2015年8月3日，即居士开博三周年纪念日）再次发表，敬请关注。

饿死人事件，作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难辞其咎。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一、浮夸风始作俑者之一

令人深恶痛绝的浮夸风，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而邓小平与刘少奇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1、1958年9月底，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后指出：“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2、邓小平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该县作出明确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抢在封冻前翻完秋茬地，东北三省要坚决执行农业‘宪法’，力争明年粮食产量至少翻一番。”（《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

3、1958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林铁、于彤轩陪同下，前往天津霸气参观亩产十一万斤的“卫星田”，且由人托扶，竟站在稻子上与人合影留念。下图自左至右分别是林铁、刘澜涛、邓小平、杨尚昆。

4、还有一幅邓小平等人站在稻穗上的照片,同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照片下面标有“邓小平同志与亩产万斤粮的有功人员合影留念”的字体。

照片不同于文章，醒目、直观，一目了然。这两幅照片，对于当年全国愈刮愈烈的浮夸风无疑是火上浇油，产生的影响极为恶劣。

二、城市人民公社的创始人

邓小平与刘少奇同为共产风的始作俑者。他还是城市人民公社的创始人。如果说当年大办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集中意志的体现，那么，城市人民公社的“蓝图”则出自邓小平一人之手笔。城市人民公社的设想就是邓小平理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处女开篇。

1958年9月底，邓小平在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等人陪同下，视察了东北三省。视察中，他竟突发奇想，谈到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下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城市人民公社系一新生事物，试问如此重大决策，政治局讨论过没有？有没有形成决议？就现有材料来看，这完全是邓小平一时心血来潮。既然未经政治局讨论，更未形成决议，缘何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胡乱指示？！邓小平的党性、原则、霸气，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城市人民公社这幅蓝图，对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说，早已成竹在胸。他是这样描绘的：“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全民结合的所有制。但是归根到底，城市公社总应该尽快的实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办工厂，如果一开始就能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经过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采取不同形式，以后再逐步统一。”（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在中国第一个鼓吹共产主义近在咫尺的是刘少奇（参看我的博文《祸首刘少奇——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五》，刘少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领导的谈话），再联想起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给刘少奇摇鹅毛扇的”这句话，加之邓小平谈及城市人民公社说话没商量的那种语气，樵夫怀疑共产风的第一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邓小平而不是刘少奇。所幸由于后来的经济形势，尤其是粮食形势日趋险恶，邓小平不得不把他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宏伟蓝图”藏掖，否则，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三、“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罪恶言论炮制者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面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鼓吹“丢卒保车”的歪理邪说。当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对此质疑时，李井泉竟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参看王东渝（化名车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草——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李井泉对他的主子的话，可谓心领神会，活学活用。

正是邓小平的这一“说教”，造成了农村与城市饿死人现象壤天之异的不平衡性。京、津、沪得救了,而几千万农民则遭殃了。其结果，京、津、沪及所有城镇户口的全都拿到了生牌，而几千万农民同胞则死定了。统计数据表明，全国饿死率最高的我们安徽省，活活饿死了600多万（实际饿死人数超过800万），而天府之国的四川则饿死了800多万（实际饿死人数超过1100万）。我是安徽宣城人，宣城，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在那风调雨顺的几年中，活活饿死的亦多达几十万之众。我是农民的儿子，难道农民该死吗？！这笔血债我们要永远记在邓小平等人的头上。

四、把狂热进行到底

自1958年9月以来，毛泽东不遗余力地纠“左”。然而，正如吴冷西所说：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处于少数，声音微弱。故在反“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斗争中，毛泽东只能或大声疾呼，或“气急败坏”地骂娘，或公然与刘少奇、邓小平分庭抗礼，甚至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直接下书给包括生产小队队长在内的六级干部。毛泽东声言，他要站在五亿多农民和一千多万生产队长一边，“右倾”到底，直到被开除党籍（出处请参看本系列博文的其他博文），甚至扬言：“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4页）......多么英明的领袖，何其稳健的“艄公”（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称，樵夫将发表一篇题为《第二次遵义会议——七千人大会》的博文）！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无疑将作为经典文献永载史册。樵夫有言，在七大领袖中（林彪除外），在那疯年魔月的日子里，众人皆醉，唯毛独醒。

毛泽东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主要针对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的。然而，那位不可一世的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刘少奇怎会理会毛泽东的正义之声。至于邓小平更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早在1956年八大上，他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就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不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日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他无视毛泽东对他的多次警告，我行我素，非把祸国殃民的浮夸狂热进行到底。他公然反对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与毛泽东对着干。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官方当时及现在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亦有相同的记载，博主注）各位博友、网友如今都可以在关于八届六中全会的词条或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看到如下完全相同的定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天下反毛者，看到这些白纸黑字时，该闭嘴了。博主注）然而，邓小平却无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竟然于1959年2月向第一线的助手们下达指示“要热不要冷，要有与去年一样的干劲。”（引自伍晋南1959年2月14日的讲话，见纪要，广西X1-25-316，PP.8-9)八届六中全会后的这一时期一直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撤退”或“冷却”期（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第86页）。然而，在这一节骨眼上，邓小平竟大肆鼓吹“要热不要冷”，居心何在？！邓小平贵为总书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邓小平的这一胡言乱语将给中国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五、权力大得惊人的邓小平

在“七大领袖”中，邓小平排行老七，是唯一不是副主席的常委，可他的权力却大得惊人。“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大跃进中许多决策就是出于中央书记处。”（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明镜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102页）连毛泽东都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大跃进期间，中央决定成立各专业小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实际上削减了总理的许可权，架空了周恩来和国务院。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国务院成了书记处的办事机构。”（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103页）周恩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承认：“我们是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正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权力可谓大矣！

实际上，邓小平不只是书记处总书记，他还身“兼”多职：“农业部长”，“计委主任”，“国务院总理”，他还是当时世界上两家最大的“谎言公司”——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真正掌门。众所周知，诸多荒诞不经、天方夜谭的“新闻”，如“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亩产十一万斤”的特大新闻、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奇文以及上文提及的邓小平站在稻穗上留影的两幅照片全都刊登在1958年的《人民日报》上。对此负全责的当数刘少奇、邓小平，尤其是邓小平。（详情请参看吴冷西的《忆毛主席》）

樵夫在撰写本系列博文时，曾把刘少奇、周恩来列为饿死人事件的第一、第二买单人。现在，通过对当时三大一线主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综合考量，仔细比对，樵夫以为，饿死人事件的真正的第一买单人，非邓小平莫属。

居士的按语

居士大言不惭地说，本文无疑是一篇研究饿死人事件的重要文章之一。敬请各位博友、网友不妨一读。

关于饿死人事件，毛泽东有一内部指示，系由“高指标、高征购”引发。居士以为毛泽东说得完全正确，但只说对了一半。居士狂妄地作点补充，饿死人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征购，尤其是高进口，高出口。正是高进口、高出口，抢夺了农民的口中食、保命粮，才酿成饿死人事件。

居士撰写完此文，我这个山寨版的百家岩居士不由想起正宗的百家岩七居士即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的话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治国无能无方，竖子耳！他们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j1958年四季度，全国性的粮荒已显现。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作出当月“会有500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认为“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对如此严峻的粮食形势，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三竖子，不是未雨绸缪，而是依然故我地对地方强征暴敛。周恩来竟成了“调粮总指挥”，在江西省委举办的一次酒会上，他竟说出“我干一杯，就上缴一亿斤粮食，连干三杯就上缴三亿斤”这种话来。邓小平同样亲自出马，把“五大诸侯”（大局书记）找来强行摊派下盘子（上述内容参看《之十》）。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刘少奇此时亦成了无头苍蝇，对应对当时的形势，已彻底绝望。

居士读史至此，不由扼腕长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当时虽然形势严峻，但并非没有解药，还远远未到山穷水尽之时。多大的事情？不过一亿左右濒临死亡的饥民嘛！须知，这一亿饥民纯人祸人为造成。邓小平的“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死一人”实在危言耸听！其实，“残”局不残，还是有棋可走。

一、开仓放粮

京剧，有一出包公陈州放粮折子戏。在封建社会，为解灾民于倒悬，尚能有开仓放粮之善举，我们共产党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缘何不能开仓放粮解救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农民同胞？！根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一百一十五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給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九百九十四处，唯独没有有关开仓放粮的建议。（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灵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11年7月初版一刷，第173、174页）当年的国库库存粮究竟有多少呢？根据1962年8月25日的《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显示：1957年底的粮食库存是756.91亿斤；1958年底的库存是748.43亿斤；1959年底的库存是848.98亿斤......这是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众所周知，饿死人事件的高峰期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我们的农民同胞是眼睁睁地看着850亿斤库存粮活活饿死的，他们死不瞑目啊！848.98亿斤，拿出个零头48.98亿斤，接济一下1000万左右的饥民，每人平均50斤粮食，完全可以度过青黄不接期，就不可能有一人饿死！若再慷慨一点，开仓放粮一百亿斤呢？！究竟是谁在开仓放粮问题上作梗？想必不可能是周恩来，更不会是毛泽东！如果是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早就如获至宝、公之于众了。有人曾就开仓放粮一事为当局辩解，说什么库存粮是用于备战。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区区两、三百万解放军，800多亿斤库存粮，60年也吃不完！试问当年红军在长征路上，有多少库存粮？抗日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又有多少粮食库存？即便天下有事，是备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重要？刘少奇、邓小平视老百姓身家性命如草芥，是可忍，孰不可忍？！

二、动用国库资金，进口粮食

当年的粮食价格每斤不过0.1元，进口200亿斤粮食，不过二十亿人民币。二十亿人民币，全国人民人均不过3元，然而却能让几千万农民同胞免于死难。遗憾的是，这步棋出于邓小平、刘少奇反人类的本性亦不曾走出。

他们不但不考虑从国外进口粮食以解农民同胞的死活之忧，反倒正是在1959年加大了农副产品出口的力度。下面仅列举当年向前苏联出口农副产品一览表（表中单位为百万卢布、千吨）即可见一斑。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价值      重量       价值      重量       价值      重量       价值     重量      价值       重量

大米     25         201        54        437          88       784          33       285       0.2          1.8

大豆     49          570       45        489          59       634          33       355       0.9          10.4

1959年农副产品出口量相对于1958年几乎成倍增长，无疑给中国的原本险恶的粮食形势雪上加霜。上述资料引自：外交部，北京1963年9月6日，109-3321-2第71页。

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首次从国外进口粮食正是大救星毛泽东干政的结果。详情参看我的后续博文。

三、抛售黄金

周恩来的罪行之一就是在粮食形势极度险恶的1959年，依然坚持以大米换黄金而不是果断抛售黄金储备以换取大米。据当事人回忆：“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灵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11年7月初版一刷，第175页）

每年买进黄金几十万两，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40美元，约100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而粮食价格每斤约0.1元人民币。按每年买入50万两黄金计，得耗用10亿斤大米。倘若在最困难的1959年，不是买进几十万两黄金，而是抛卖几十万两黄金，这一进一出，一正一负，就是20亿斤大米。20亿斤大米将派多大用场啊！若用于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饿死的1000多万同胞身上，几乎就是他们全年的口粮。倘若将国库的几千万两黄金加之白银等贵重物品统统抛售，难道不就出现粮食形势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愚蠢的周恩来不曾亦不可能走出这着妙棋。

四、近三百亿斤国库粮哪里去了

居士查阅了相关资料，惊奇地发现：

1、当年全国总共究竟饿死多少人？据官方首次解密资料为3750万零8000，其中至少有1500多万农民同胞死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全国数千起人吃人、人食尸事件亦集中发生在1960年1月至2月。

2、而1959年粮食库存量却是自1950年至1962年13年间最多的一年，截止1959年12月31日，粮食库存量为848.98亿斤，即是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是守着解放后最多的粮食库存活活饿死的。

3、1957年粮食库存是756.91亿斤，全国不曾饿死一个人，而粮食库存量高达848.98亿斤的1959年，却在不到两个月内，竟有1500多万人活活饿死，实在匪夷所思啊！

4、1959年粮食库存为848.98亿斤，然而一年后竟锐减为1960年的572.11亿斤。人们不禁要问这276.87亿斤粮食库存哪里去了？若搞个问卷调查，想必99%的人会如此作答：用于救济广大饥民。是的！如果你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无疑是你的不二选择。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出于他们反人类的本性，蓄意作出了另类“决策”。善良的人们压根儿都不会相信，这近三百亿斤库存粮竟没有一斤用于救济正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农民同胞。这近三百亿斤库存粮全都用于出口，用于非粮食类进口，用于履行外贸合同，用于外援......且看1959年、1960年仅从前苏联进口的主要商品一览表。

1959年、1960年从前苏联进口主要商品类别（单位：百万卢布）(引自外交部，北京，1963年9月6日，109-3321-2，第66-67页）

1959                              1960

贸易                         370                               301

石油及石油产品        104                                99

工业装备                   310                                283

军事装备                   79                                  72

新技术                       122                               103

总计：1642

按当年的汇率，一卢布约2.22人民币，1640百万卢布，相当于32亿四千五百五十六四千人民币，偌大的数字，能进口320.4564亿斤大米，有了这几百亿斤大米，焉能发生饿死人事件？须知这只是与一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啊！

倘若北京当局当年能走出上述几步棋中任何一步，几千万农民同胞就能幸免于难。

五‘解药种种，良方多多

有上述这几步棋可走，再辅之以其他一些举措，何愁这莫须有的“粮食关”过不去？！

1、停止或暂缓一些工业项目，停止一切基建项目以将这些资金用于进口粮食,因为在1958年已有几个省发生饿死人现象。然而刘少奇一伙却依然故我地将“左倾”进行到底。当年大办工业是坚持“以钢为纲”。毛泽东曾说过“1958年的1070万吨钢搞得天下大乱”，故在庐山会议上坚持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至1300万吨，提请人大常委会通过。毛泽东于1959年8月2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说：“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自始至终都坚持反”左倾",这是居士的独家见解，敬请期待我的后续博文）。修改指标问题。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几个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可见毛泽东当时何其孤立），那次改也改不彻底。高指标已成为一种负担，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得破除迷信，将菩萨打烂，重新确定合乎实际的指标。就是钢1300万吨......这是5月间曾经定了的。这一次会议所以召开，就是改指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而刘少奇则提出：“1300万吨钢是否右倾？3000万吨钢是否”左“倾？”（《实录》第119页）言下之意，刘少奇就是要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你毛泽东的1300万吨钢，就是右倾，而我刘少奇的3000万吨钢不一定就是“左”倾。刘少奇的阴暗心理如此，某些工业项目能停、缓得了吗？！连朱老总都完全附和刘少奇的那一套。“更大的进口和更大的出口”这一口号就是朱德最先提出的。他说：“必须努力扩大出口和进口，使我们能够逐步成为一个进口大国和出口大国。”（《顽抗的巨龙：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危机周期》，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pp.91-2）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大进大出”，直接酿成了这场人类空前大劫难。他甚至粉墨登场要求俄国人加速完成在包头和武汉的两个联合炼钢企业。（前苏联外交部档案，莫斯科，1958年3月9日，0100-51-6，papka432,p.102)应当指出，在饿死人这一历史惨剧中，朱老总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

2、暂缓一些国际商务合同的履行。其实很多友好国家不但对此表示完全理解，且有的曾主动提出过，如前苏联。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只顾他们的“非常时期的大总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的脸面，哪管老百姓的死活。1958年11月，周恩来第一个声称：“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但是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同。”（外交部，北京，1958年11月8日，109-1907-4，pp.44-5)不久，他又说：“拿了人家的东西，而不给人家东西，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风格。”（外交部，北京，1958年11月23日，109-1907-5p.56）邓小平则说得更露骨：“如果人人节约几个鸡蛋、一磅肉、一磅油和十二斤粮食，整个出口的问题就会完全解决。”（湖南，1959年1月22日，163-1-1052，p.237）为完成出口指标，他们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抢夺农民的口中食。不到年底，1959年全年原定的79亿出口额提前实现了。该年出口的420万吨（84亿斤）粮食，142万吨到了前苏联，100万吨到了东欧，约160万吨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上海，1960年2月20日，B29-2-112，pp.2-5）颇具历史玩味的是，当年79亿高出口额完成之日恰恰是全国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之时。紧接着不过两个月，至少有1500万农民同胞活活饿死。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谭震林、彭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薄一波、你等知罪吗？！

3、接受国际援助。自1950年至1960年6月，中国向外国提供了40亿元的援助，其中，28亿是无偿经济援助，1.2亿为无息或低息贷款。（外交部，北京，1960年7月1日，102-15-1，pp.26-39）来而不往非礼也！如今我方有难，接受一些友好国家的经济援助，原本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然而北京当局置自己的脸面于老百姓的死活之上。例如，前苏联曾提出愿在交换的基础上无息提供一百万吨粮食、五十万吨糖，费用分几年偿还。北京拒绝了粮食，接受了糖。（RGANI，Moscow,14Feb，1964,2-1-720，pp.81-2）这不仅置更多的中国人于死地，亦是对友好的前苏联人民的一种伤害。红十字会亦曾提出对中国的援助，同样遭到北京的拒绝。（ICRC,Geneva,1961n21yue118/28/30日及2月6日电报，BAG209-048-2)日本外务大臣曾向外交部长陈毅示好：提供十万吨小麦，避开公众的视野，运到中国，但是被陈毅拒绝了。（ICRC Geneva,1961年3月1日及14日讨论，BAG209-48-2)更可恨的是，1961年，社会主义盟国在知道中国困境后，愿意提供新的贷款或延期付款，但北京都拒绝了。相反，却拨出大约6.60亿元用于援外。（财政部报告，甘肃，1961年7月1日，91-18-211，p.25)

居士撰文至此，不由拍案长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当年的种种表现实在不可理喻啊！中国人落入他们的魔掌，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大劫难亦就不可避免了。

1993年10月初的一天，分管财贸的周宏举副市长（80年代毕业于东南大学机械系）邀我参加为胡伟伟践行的晚宴。胡伟伟，是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宣部部长胡绩伟的女儿。她来我市已经两三天了，是来寻求一投资项目的。

当我进入包间时，里面已是谈笑风生一片。宏举市长向她介绍：“伟姐，这就是我对你提起的江南才子C市长。”“江南才子？我看是一位风流才子吧！”她的一句玩笑话似乎一下便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胡伟伟虽四十五、六的年岁，但风韵犹存，年轻时绝对是个大美人。由于我刚从美国回来，有人问及访美情况，我便应付了几句，顺便问胡伟伟认不认识许世友的女儿许华山（访美期间，我们由许华山全程陪同）。“听说过，但不曾谋面，只知她是一位飞行员，还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谈过恋爱。林立果，我倒认识，他太内向，简直像一个腼腆的小女生。我不喜欢这样的男人。不过我佩服他的才干。在同龄人（其实，她比毛远新小六岁）中，我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远新，另一个就是林立果。然而如今一个被关在高墙之内，一个则长眠温图尔汗。常言道，红颜薄命。依我看，才子亦多命舛。你这位江南才子亦要好自为之啊！“”谢谢伟姐（其实，她比我还小几个月呢！）！“此时，有人提议：”请C市长为伟姐献歌一首！“”听说你的英语歌唱得很好，来一首英语歌！”我便唱了一首歌名为《My   heart    is        in    the   highland  》的英国歌曲。歌词是”My   heart   is     in   the   highland， My   heart   is   not    here......“ ”第一次听唱   。欢快，激越，Wonderful  ！再来一首！“”盛情难却。好！下面我献上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敬爱的毛主席》。我曾见过这首歌的英文译文。我就用英语演唱吧！”“Beloved     Chairman  Mao,  the  red  sun   shine   in   our   heart ，Beloved   Chairman   Mao ，the   red   sun   shine   in   our   heart 。How   many   words   so   deep   in   our   heart   we   wish   to   say   to   you......“只见她摇头晃脑，轻微地扭动身躯，伴以手势，显然她在跳文革中最流行的“忠字舞”。歌罢，胡伟伟站了起来，冲着我说：“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啊！请各位举杯，此杯为‘相见恨晚杯‘，干！”接着又说：“C市长才高八斗，风流倜傥，又是一单身在外，想必亦有一些花边新闻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冲着伟伟笑了一下。

胡伟伟俨然不像一位大家闺秀。这或许与她经商多年有关。席间她曾说：“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说女人好办事，其实是漂亮女人好办事。我到广东省政府办事。我一进办公室，那位处长什么的便色眯眯地盯着我。我便笑着对他说：‘看你眼神，似乎要把我吃了？’你们猜他是怎么回答的？他竟恬不知耻地说：‘姿色可餐！姿色可餐！’“一下引起哄堂大笑。

见胡伟伟在席间常提起毛远新，便问她：“你知道钱希钧吗？”“只知道她是30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之一。”“她可是毛泽民的第二任妻子，且婚龄最长的一位。”“真的？”“由于毛泽民、钱希钧结婚多年未能生育孩子，在毛泽民赴新疆工作时，双方便解除了婚约。否则，便没有毛远新其人其事了。后来，由毛泽东作媒并主婚将钱希钧改嫁給周小鼎。周小鼎、钱希钧夫妇常回江苏省高淳县城，每次来高淳，都是住在我姨夫、姨娘家。他们多年来还有个心愿，就是想把我的表弟小立过继给他们。姨夫无可无不可，姨娘则坚持待第二个男孩降生后再过继。然而天公不作美，后来姨娘生的都是表妹，待第二个男孩小强降生已是十年后的事了，致使过继一事最终未果。这也是我姨夫、姨娘负疚多年的一大心病。“

我们还谈到一些世界名著。她对我说：”你很像约翰克里斯多夫。"“我有那么狂妄吗？我觉得自己倒有点像堂吉诃德。”“你最喜欢哪部名著？”她问我。我沉吟片刻：“非说之最，那我还是最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只见她突然叫了起来：“《怎么办》？那可是一部三角恋爱小说！”“不能这么说。这并非一部言情小说。它向人们揭示的是一幅反映未来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美好蓝图。故这部小说又叫《新人的故事》。列宁在一个夏天连续看了五遍，在他临终前几天，他还要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亚给他一页一页地读《怎么办》。关于这部小说，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C市长博览群书，且富有真知灼见，伟伟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时宏举市长插了一句：“伟姐，我们Dq市长同毛远新、林立果比，何如？”“真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俩不及也！”"高抬了！高抬了！“我连声说道。请周市长与伟姐喝交杯酒。“有人大声提议。”喝就喝！谁怕谁？我才不在乎人家说我和奶油小生搞姐弟恋呢！“说完便拉着宏举喝下交杯酒。又是一阵叫好声。

此时，伟伟看了下手表，对大家说：“只顾疯，都快九点了。我该走了。”“伟姐，小弟再留你一天，马上我们去卡拉OK。明天一大早，送你回南京。”“走！”伟伟故作严肃状地对宏举说：“再不走，恐怕会成为你这个奶油小生的情感俘虏，真的闹出姐弟恋的风波。““伟姐又说荤话了。小弟就是有色心，也没那个色胆。你是朝思暮想你那位情哥哥毛远新吧！”“是的。十七年来，我一直思念着他。毛远新，何罪之有？十七年的牢狱硬把他折磨成一残疾人。毛远新，父亲毛泽民惨遭盛世才杀害，襁褓中陪母亲蹬国民党的监狱，1976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逮捕，妻子被株连，连唯一的爱女因父母的厄运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成了聋哑人。什么世道？还自我标榜什么法治社会......“此时，伟伟的眼圈开始湿潤。宏举递了一张餐巾纸给她。她一变擦拭一边说：”不好意思，刚才我的情绪有点失控，扫了诸位的兴，伟伟陪个不是。请举杯，这是最后的晚餐的最后一杯酒。我命名为扫兴杯。干！再次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今晚必须回南京，明天赶到上海，要让毛远新出狱的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我们还要为他接风洗尘。再见吧！“

我们一同陪她走出酒楼，把她送上车，望着渐渐远去的奥迪车。

转眼已近二十二个年头，可当年晚宴的情景恍若昨天。胡伟伟与毛远新是否热恋过，居士不得而知。但据当年胡伟伟的谈吐，毛远新无疑是胡伟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然而他们注定最终不可能修成爱情正果。其原因就是为世人所不齿的胡门家风。当年晚宴上，她两次逢场作戏地无所顾忌地提及与周宏举的“姐弟恋”，就这一点而言，可说是完全遗传了胡绩伟的基因。都是父母作的孽啊！胡伟伟就是伤风败俗的姐弟恋的产儿，且是未婚先孕。胡伟伟的母亲胡德辉是胡绩伟的大伯的次女，嫡亲的堂姐。在胡德辉嫁人生子后，胡绩伟仍穷追不舍。胡绩伟、胡德辉爱情长跑三十年，近不惑之年，姐弟俩终于厮守在一起。如此家风，果真毛远新、胡伟伟当年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不论是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还是视毛远新如己出的毛泽东都不会接纳胡伟伟的。关于胡德辉、胡绩伟的姐弟恋，敬请参看《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当年这位高干子女对社会现实亦多有抨击，我等不解。现在，总算有了答案。原来当年她的父亲（曾是邓小平一御用文人）由于力挺赵紫阳，坚决反对邓小平镇压学生的“六.四”暴行，不久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父亲被撤职，毛远新被迫害致残，她能不对邓小平心生怨恨吗？

杜牧在宣城长达六年的幕僚生涯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晚唐著名诗人，与李商隐齐名，后人称“小李杜”。杜牧进士及第后二十几年人生，四分之一以上是在宣城度过的。在宣城六年多的幕僚生涯中，杜牧为后人留下诸多传世之作，亦留下一些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

一、杜牧与张好好的爱情悲剧

杜牧与张好好（年方13岁）于公元829年相识于南昌沈传师的府衙中。公元830年9月，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治所在宣城），杜牧与张好好随同沈家乘船北上又一同来到宣城。而张好好则入藉宣城。杜牧风流倜傥，张好好情窦初开，两心相悦，很快坠入爱河。偏偏沈传师的弟弟沈述师也看上了好好。杜牧只是沈传师的一幕僚，张好好则是沈家一歌妓，杜牧与好好的爱情悲剧便注定了。杜牧由于官位低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进入他人的洞房。张好好在出嫁前亦无奈地给杜牧写下了“孤灯残月伴闲愁，几度凄然几度秋。哪得哀情酬旧约，从今而后谢风流”这几句诀别诗。张好好的婚姻并不幸福，就在张好好在宣城完婚不过两年，沈述师撒手人寰，她竟落得个在洛阳当垆卖酒的窘境。公元853年，杜牧因病魔缠身卒于长安。张好好闻之，专程远赴长安祭拜杜牧，来到墓地，张好好触景生情，痛不欲生，自尽于杜牧坟前。悲哉！壮哉！张好好是唐代的祝英台，是中国的朱丽叶。愚哉！痛哉！张好好实在是个痴心女子啊！她怎么能了解唐朝的那些适逢“性改开”年代的男人？怎能了解杜牧这个到处寻花问柳、放浪形骸“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所谓知识精英？杜牧不是梁山伯，不是罗密欧，实在犯不上为这种人殉情！

杜牧为后人留下了他的传世名作之一《张好好诗并序》（并书，系行书），这也是杜牧唯一的墨迹遗存，中有宋徽宗赵佶等诸多名家的墨宝。所幸该卷几经流失，最终由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收藏并于1956年捐赠给政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张好好诗并序》只写了张好好短短六年的悲喜人生，而这六年中，就有前后四个年头（公元830-833年）是杜牧与张好好在宣城朝夕相处一同度过的。

二、杜牧《叹花》的趣闻

杜牧早年在宣城出游湖州时，见一绝色少女，便与其母约定十年内定来迎娶。十四年后，杜牧任湖州刺史，而此女已嫁人生子。杜牧感叹，写下《叹花》：”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此诗又称《怅诗》，还有其他的版本。如：”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据《唐闕史.卷上》记载：“那时，杜牧在宣州当幕僚。他听说湖州的景色秀丽且美女如云，长眉纤腰，有似神仙。故在公事之余去那里游览。“，几日选秀，其中包括他的时任湖州刺史的好友特地为他举办赛船大会以招引全城美女出城。杜牧一路物色，然而，无一女子中意。”船会将散，终于发现一自认为绝色的女子，与其母约定十年内迎娶。十四年后。杜牧出任湖州刺史。到任后的第三天，即命人寻访当年的一对母女。”结果，此女三年前已嫁人且生有二子。杜牧自知佳期已误，无奈之下，写下《叹花》。唐、宋人笔记小说中亦有类似的故事，即“十年有约”。当年，杜牧曾在这对母女面前夸口，十年内定当湖州刺史。离开宣城后，杜牧曾四次苦求湖州刺史一职，盖终日思念这位绝色佳人也！

唐代文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纵情声色的，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概莫能外。而杜牧则是堪称“之最”者。当年科举时，不论是主考官，还是力荐他为状元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一臭名声，从而影响了他的进士名次。其实，杜牧只是声名在外，真正堪称“之最”者，居士以为，当数我的那位半个“老乡”韩愈（在宣城长大），他简直到了极其可悲、可笑的地步，最终搭上了身家性命。（有可能，我将讲述韩愈、杜牧这方面的故事）

三、杜牧成名于宣城

公元829年，应江西观察使（治所在南昌）沈传师之邀，杜牧充任其幕僚。公元830年，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治所在宣城），杜牧随沈第一次来宣城。三年后因沈升任吏部侍郎，杜牧因之离开宣城。公元337年，听说老相识崔郸调任宣歙观察使，便携其弟一同第二次来宣城。公元840年，杜牧迁官左补闕史馆修撰，方依依不舍地离宣赴京。

杜牧十年的幕僚生涯，其中六年是在宣城度过的。身为幕僚，这种职业的特殊性，某种意义上说，亦成就了杜牧的诗名、文名。他在回首他的幕僚生涯时曾说：“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宣城乃山水城市诗人地，故多有吟赋。单吟咏宣州开元寺，就有数篇，且多为脍炙人口之作。如《开元寺水阁》、《题宣州开元寺》、《开元寺》等。其中《开元寺水阁》简直堪与崔颢的《黄鹤楼》媲美。诗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幔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名噪一时的《杜秋娘诗并序》亦是杜牧在宣城作幕僚时所作。李商隐曾对该诗点赞：“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张好好诗并序》、《叹花》亦都与杜牧在宣城的幕僚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存的杜牧诗共400余篇，而在宣城及与宣城有关的诗作无疑是最多的。

杜牧的辞赋及散文，都堪称大家。杜牧的《樊川文集》共收录作品450多篇，其中诗歌178首。而杜牧的在宣城之作，则为《樊川文集》的重要内容。此外，著名的《李贺集序》就是杜牧于公元331年10月在宣城写就的。他用比喻的手法高度评价了中唐杰出诗人李贺的作品：“云烟锦联，不足为其态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该序曾轰动一时，为世人所注目。

居士的按语

你想正确解读“红卫兵”这三个字吗？

你想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吗？

你想知道刘少奇、邓小平如何同毛泽东对着干、千方百计地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吗？

你想看一看邓小平这个刽子手杀人灭口的狰狞面目吗？

”联动“的所作所为，”联动“被取缔，”联动“又被平反这一连台本戏自有答案。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中，有一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联动”。“联动”全名是"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

一、”联动“丧尽天良，无恶不作

”联动“分子自命”根正苗红“，是”红色贵族“，是当然的接班人。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得他们的梦想破灭时，便丧心病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大肆鼓吹反动的血统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高校中，实施白色恐怖，五十天内，北京的三十几所高校竟有一万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而日后成为联动分子的那些北京的高干子女则无法无天，首开批斗、殴打“黑五类”之风，酿成一起起血案。据统计，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就打死1000多人。受他们竭力鼓吹的反动“血统论”的影响，全国少数地区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惨遭杀害，其中，年龄最长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更有22户人家被杀绝（案中有案，参看下篇）。广西省宾阳县20天里有3000多人被杀，湖南省道县4000多人死于大屠杀。

那些高干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自六月开始都设立了劳改所，最著名的就是董必武的儿子所在的六中劳改所。它由原音乐室改造而成，设有看守所、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监狱墙上，有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该“劳改所”曾先后打死3人。这一期间，在北京的一些名牌中学、重点中学中，打死人现象时有发生。8月5日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系犯罪嫌疑人），8月17日，101中学教师陈葆昆被打死，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职工张福瑧被打死，8月22日，三女中校长沙坪、八中校长华锦被打死。据知情人透露，老舍之死就与当年的“西纠”分子秦晓有关......

二“联动”“中发秘字003”号文

“中发秘字003”号，或许有人以为，此乃中共中央的文件。其实，这是反动组织“联动”发的一个秘密通知。小小“联动”，竟以第二中央自居，足见这伙法西斯暴徒的狼子野心。“联动”于1966年10月1日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主要由臭名昭著的“西纠”（陈毅之子陈小鲁为头目）、“东纠”、“海纠”等中学红卫兵组织组成。

“中发秘字003”号文是一纸反革命宣言书。且看它的行动纲领。（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3）、（4）、（5）略。"要”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这哪里是红卫兵组织的口气？这分明是明目张胆地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体系。而“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则说得更加赤裸裸。“两个副主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毛泽东和林彪。当时明明只有一个副主席嘛！联动分子压根儿不承认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他们心目中只有他们权益的总代理刘少奇和二当家邓小平。“要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磨刀霍霍啊！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则是指全国广大红卫兵组织。由此可见“联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性。

“中发秘字003”号文，还有几段耐人寻味的文字。“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其反毛的本性昭然若揭。尤其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一语泄露天机，原来他们早已“内定”好中共中央主席、第一副主席人选。“联动”的前身都是保工作组和刘少奇的，他们要“迎接大反攻时机的到来”，就是为刘少奇翻案，让刘少奇复辟。从日后披露的大量资料及刘涛、邓榕揭批他们的老子的材料看，这个“主席”，非刘少奇莫属，邓小平则是第一副主席的不二人选。而刘少奇、邓小平确曾插手“联动”，寄望于这些“八旗子弟”。

“中发秘字003”签发于1967年元月1日。当年人们正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缘何一红卫兵组织的通告竟冠一“秘”字，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不敢见光天化日！

三、”联动“的覆灭

“联动”及其前身“西纠”、“东纠”、“海纠”，是文革期间“打砸抢”始作俑者，是武斗的始作俑者。他们可谓无恶不作，罄竹难书，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他们自恃高干子弟、红色贵族，无法无天，竟胆敢带着凶器，用装上铁钉的“二脚踢”殴打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战士，致使多人受伤。1966年12月26日至1967年1月11日，他们纠集几百号人，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并高呼“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周恩来”等口号。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联动”六冲事件。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不得不表态：“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严正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公安部在首都三司配合下，一举捣毁了“联动”的各大据点。这些据点很快成了“联动”的罪行展览场所。对于“联动”的覆灭，北京市民无不拍手称快。而“联动”分子的爹妈们看了“联动”罪行展览，无不痛心疾首。有的大义灭亲，便出现了董必武副主席、陈世渠等将军纷纷“绑子”自首的场景。取缔“联动”这一反动组织，是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一大善举。

毛泽东获悉此情后，当即指示，将100多名被关押的“联动”分子全都放了，连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的“理论家”谭立夫亦跟着沾了光。然而，被放出来的“联动”分子，不但不思悔改，反倒恩将仇报，变本加厉起来。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使“联动”分子们的救爹梦破灭。他们又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广场，在闹市区，在大马路上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分晓”等口号。

“联动”是反动组织，这原本是木板钉钉的铁案，然而那位“永不翻案”的复辟狂邓小平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为“联动”翻案、平反，原来“联动”一案，案中有案。欲知案中案中邓小平这个刽子手如何杀人灭口，请看下篇博文《邓小平与联动》。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最在乎的莫过于科技成果和专业技术职称。在一个稍微讲一点公平、公道的国度里，我的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在这方面，我却历经磨难，演绎出一出出人生悲剧。

我是1989年获得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的。值得一提的是，我是我公司几十名70届（1965年入学）毕业生（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七所大学）中第一个、亦是当时唯一一个获得这一职称的。如果说，初级、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还多少有一点按章办事的话，那么教授级或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评定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最初几年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钦定”，即董事长一人说了算。1987年，全国开始恢复职称评定工作。当时，我公司是全国试点单位之一。由于我公司属于特大型企业，人才济济，系首批具有正高职称评审权的单位之一。我公司职称评定工作一年一次，唯独正高职称的评定两年一度。

我大言不惭地说，在我们公司，最具“研高”职称资格的莫过于我。因为我曾获得国防科工委颁发的国防科技二等奖两项，航空工业部颁发的国防科技三等奖两项。我公司自1949年从上海迁至南京半个多世纪的唯一一项军品方面的国家专利就是由我一人获得的。此项专利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际上亦属首创。我的两篇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求解离散数学四大世界难题之一——中国投递员问题的，发表在国际刊物《运筹学杂志》（系半年刊，共80页。国际运筹学联合会主席米勒.梅尔巴赫等著名数学家都曾在该刊物上发表论文，华罗庚先生1982年亦在此刊物上撰文）上，很多开设运筹学或图论课的大学在讲授这一世界难题时都会介绍我的计算方法。另一篇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上，该文首次指出《投入产出技术》一书（由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名誉理事长陈锡康、副理事长李秉全编著）中的一个涉及计算公式的错误，并提出了正确的计算公式。在《斯贝发动机国产化》（原机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主持从世界著名的、亦是最大的航空发动机生产产家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公司引进，系国家计划）攻关过程中，曾荣立航空工业部个人二等功一次。我还有两部出自我一人手笔的著作，一部公开出版，一部内部发行，在1989年申报高级工程师的英语考试中，我以97.5的高分列全公司第一    ......

在中国企业界，甚至全国，我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大满贯”殊荣（学术论文、专著、专利、国家级成果奖、立功）的得主之一。凭这些“硬件”，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我完全具备获得正高职称的资格。然而我公司的当权者，或蓄意公报私仇、打击报复，或嫉贤妒能，致使我或许创下六次申报、前后十一个年头的申报记录。在长达十一年的申报路上，我被这些可恶的当权者折磨得遍体鳞伤。我目击了了他们的卑鄙、阴谋、蛮横，亦看到了这几个刽子手“杀人”得手后的狞笑。我不得不三次进京。我没有自杀，而是一次次从被打倒的地上重新站了起来。我的申报故事，不乏戏剧色彩，极具可读性、可听性，在我上书北京的申诉材料中，称之为“申报门”事件。欲知详情，敬请期待下篇。

后话

我原本谦和、低调，不求闻达于天下。在2010年，我被逼无耐，先后两次把我的“母公司”告上了法庭（我不曾请律师，而是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两场官司，均已胜诉）。直到此时，与我在同一办公室的朝夕相处近三年的吴春鷂（被告方的律师之一）竟问我：“C老师，您还获得过国家专利？还获得过四项国防科技成果奖？还荣立过航空工业部个人二等功？还有几篇学术论文？江苏电视台还拍过关于您的专题片（该短片于1994年10月24日晚7点三刻在《江苏新闻》中播发。博主注）？我竟全然不知。佩服！佩服！”我一笑了之。是大逆境改变了我的人生，亦改变了我的性格。其实，不只是职称，同样在工资（2002年调资，我的月工资竟陡然下降1100多元）、房子、科技成果、工作安排诸多切身利益问题上，都对我竭尽管、卡、压之能事。我不再做任人宰割的谦谦君子。我变得有点张扬，变得有点“李敖”（李敖曾说过：“一百年内，写白话文，没有人能超过我。”李敖如今成了狂妄的代名词）。我要成为一名维权斗士。故敬请各位博友、网友，对居士的某些狂傲能予以理解、宽容。谢谢！

关于饿死人事件，不得不提及一位凶神，这就是人称“谭老板”的谭震林。如果把饿死人事件这出闹剧、惨案编写成连台本戏，戏份最多、最重的莫过于谭震林。

关于当年大刮浮夸风、共产风，谭震林于1959年7月26日在庐山会议上有一段自白。“主席讲话（指23日讲话）之后，他思想沉重。自己重犯‘一触即跳’的老毛病。他认为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作过的检讨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这（是）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左倾’错误。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其次，谈到去年农村工作确实有一个大错误。，就是估产偏高，又没有抓好过日子问题。相反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个错误我应该负责任，要批判，要处分，应该由我承担。“（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46页）从这个自白，我们不难看出，农业口的各项高指标，第一买单人无疑就是谭震林。”估产偏高“，时任农业部长的廖鲁言在庐山会议上亦有个检讨性的发言：”去年报粮产7500亿斤，现在4800亿斤，高了三分之一多；棉花报6700万担，现在4300万担，也高了三分之一多（后来查明的实际数字都更低）（《实录》第116页）。“放开肚皮吃饭”原来是谭震林的倡导。须知，当年为期七至十天全国性的放开肚皮吃饭，浪费的粮食至少也有几十亿斤啊！几十亿斤粮食，足以使近千万饥民幸免于难啊！

对于谭震林，毛泽东曾作过多次严厉的批评。谭震林亦作过多次检讨。

在庐山会议的1959年7月23日的大会上，毛泽东第一个点名批评的就是谭震林。毛泽东说：“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实录》第138页）毛泽东接着说：“如果讲到责任（指浮夸风、共产风的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第二次被公开点名，博主注）（《实录》第139页）1959年4月，毛泽东当着在上海开会的领导人的面，说：“当时（指1958年下半年），我主要忙于炮击金门。人民公社不是我负责的，那是谭震林的事（其实是刘少奇、邓小平负责。博主注），他在负责——我只写了几行字。”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说：“别人写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我看了这个东西，我不懂，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公社是好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看不懂的文件拿出去。”（谁敢于让这些通篇鼓吹”共产“的文件出台，无疑是刘少奇、邓小平也！博主注）（毛泽东1959年4月5日清晨的16条讲话，湖南，141-2-98.1-12）在当年“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猖獗之时，谭震林可是个“风云”人物，他到处放炮。“大家知道，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冲锋陷阵的带头人，谭主管农业，曾是安徽一把手。”（《实录》第75页）如果说刘少奇、邓小平是“五风”的总设计师的话，谭震林无疑是“五风”的第一操盘手。

                   1958年 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三驾马车（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彭真、谭震林）

                   之一的“谭老板”又在大会上“放炮”了。不过，“谭大炮”的炮口准心始终对

                   着任人宰杀的五亿农民 同胞

谭震林不只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的第一操盘手，更是饿死人事件的第一凶神。

1959年6月20日，在一次关于粮食征购的电话会议上竟说出如此伤天害理的话来：“在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就必须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电话会议，甘肃，1959年6月20日，91-18-494，pp.44-8）“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公然把国家与人民敌对起来！这种话竟能说得出口，尤其是竟出自一个国家领导人之口。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争夺”，确切地说，是抢夺！是杀戮！谭震林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五个月前，即1959年1月20日，谭震林曾作出当月“会有500万人浮肿，7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12万人饿死。”（电话会议，甘肃，1959年1月20日，91-18-513，p.59）
      请世人、后人记住上面这幅“谭大炮”大放厥词的照片，记住这个道貌岸然、笑容可掬的家伙，记住他的罪恶言论，记住他的名字——谭震林，要把他永远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他和他的同伙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大罪，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比倭寇小日本对中国的八年入侵，有过之而无不及。

各位博友、网友：

我的两篇博文《周恩来罪责难逃——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六》、《鲜为人知的周恩来又一罪行——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七》于2015年10月13日再次遭新浪网封杀，一刻钟前恢复的博文《温家宝家人巨额家产一案焉能不了了之》发表不到一分钟，第三次被封杀。居士欲哭无泪，因为我早已麻木。呜呼！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清凉好个秋............

中国的家谱，始于宋代。据考证，居士以为我们陈家宋代的《陈氏宗谱》或许是中国的第一部家谱。

                                      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及第、端明殿大学士吕蒙正为《陈氏总谱》作序

该序取自宣城市北部化城圩（即今日之金宝圩）《双陡门陈氏宗谱》

所谓陈家宋代的《陈氏宗谱》，是指北宋年间陈省华（其子即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家的家谱。陈省华官至太子少傅，陈尧叟端拱二年状元及第，官至宰相（居士系陈尧叟二十八世孙），陈尧佐进士及第，宋真宗御赐状元，官至宰相，陈尧咨，咸平元年状元及第，文武全才，官至节度使。真谓父子四人，四人四公，仨兄弟，仨状元，荣极一时。

中国家谱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它与正史、地方志是华夏文明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家谱不同于世系表，它更严谨、更系统、更规范。主要内容有历史沿革、世系繁衍、居地迁徙、科贡教育、官封名諡、名人轶事、族规家法、丧葬祀典等。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家村的《双陡门陈氏宗谱》就有序言、家制引、家规引、字辈引、雁行字、世系表、配偶信息、宅里记、坟地图、墓记等要素。

中国家谱始于宋，盛于宋。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家谱首次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宋、元（宋史系由元人撰修）两代对谱文化的高度重视可见一斑。

在《宋史》艺文志三中，有司马光《臣寮家谱》一卷，有苏洵的《苏氏族谱引》和《苏氏族谱》一卷,还有十多部其他家族的家谱,却不曾有我们陈家《陈氏宗谱》一点蛛丝马迹。这就是我们陈家不张扬、不招摇、处世低调的家风。这无疑与冯老夫人（三陈之母）的严谨的家教有关。或许有人看过大戏剧家关汉卿创作的元曲《状元堂.陈母教子》，讲的就是冯老夫人如何把三个儿子培养成三个状元的故事。《宋史》列传四十三，"论曰：‘君子以为陈之家法，有宋以来不多见也，呜呼贤哉。’“陈氏父子四人，官拜一品，叔伯兄弟陈尧封、陈渐父子又进士同年及第，各有建树......如此荣耀，连眉山”三苏“亦难以望其项背也。然陈省华、冯夫人压根儿不以家世显赫昭示世人，“拒绝参展”，故《陈氏宗谱》不见诸宋史耳！至于司马光《臣寮家谱》，冠以”臣寮“二字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多少有点奴性。家谱就是家谱！冠以“臣寮”二字，对司马家的列祖列宗总有点不敬不孝之嫌。

《陈氏宗谱》无疑是中国的一大名谱，然而很可能业已流失。作为”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后人，为探寻《陈氏宗谱》有关信息，我三次抵阆中，达南部，去年11月又专程赴河南新郑市郭店镇的宰相村(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省华父子四人先后葬于此地。令人遗憾的是，不论在陈省华的祖居地四川阆中、南部，还是在他的葬身之处河南新郑市，都不曾获悉有关《陈氏宗谱》有价值的信息。这几处的陈氏家谱都只能追溯到清朝年间，比我们《双陡门陈氏宗谱》的谱龄还晚两百年左右。看来，宋代“三陈”家的《陈氏宗谱》留存下来的，只有我们双陡门陈家村保存完好的吕蒙正的《题陈氏宗谱序》了。

关于家谱，1980年8月版的《辞海》是怎么定义的：“旧时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始于宋代。”对于家谱始于宋代，居士不完全认同。中国谱学的创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能说，家谱到了宋代，已基本趋于完善、规范。如宋仁宗皇佑年间,欧阳修、苏询将家藏的旧谱与族人所藏诸本“考证其同异，发现诸多缺陷，于是不约而同地各创谱式。果真家谱始于宋代，那么，居士倒以为宋代“三陈”家的《陈氏宗谱》就很有可能是中国的第一部家谱。居士如此断言，自有道理。考证究竟哪一部家谱是中国第一部家谱，其实并不难，只需考证家谱的成谱时间。很多人都误认为司马光、苏洵家的家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其实，我们陈家宋代的《陈氏宗谱》比司马光的《臣寮家谱》和苏洵家的《苏氏族谱》早。这由吕蒙正的《题陈氏宗谱序》为证。吕蒙正生于公元944年，卒于1011年，故可断定《陈氏宗谱》的成谱时间在1011年之前。而司马光的《臣寮家谱》，既然名为“臣寮家谱“，则《臣寮家谱》的成谱时间无疑在司马光踏入仕途之后。司马光生于1019年，1038年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故可断定，《臣寮家谱》的成谱时间最早亦只能是1038年。至于苏洵家的《苏氏族谱》，同样不可能成谱于1011年之前。因为《苏氏族谱》附有苏洵撰写的《苏氏族谱引》，但凡为家谱作序者，或本族德高望重者，或社会名流。由此可以推断《苏氏族谱》成谱于苏洵的晚年，更况苏洵（1009-1066）在吕蒙正去世时（1011年），年方两岁。一个一、两岁的婴儿绝不可能为家谱作序的。

综上所述，司马光的《臣寮家谱》最早成谱于1038年，“三苏”家的《苏氏族谱》最早成谱于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6）之后，如上文提及，此时他和欧阳修正在为修谱“考证其同异”呢！更确切地说，《苏氏族谱》最早成谱于1057年（是年，苏轼、苏辙俩兄弟双双进士及第）之后，而我们陈家宋代的《陈氏宗谱》最迟的成谱时间则是1011年。故我们陈家宋代“三陈”家的家谱极有可能是中国第一部家谱。

1995年之前，我公司正高职称的评审完全是暗箱操作，说得直白一点，是“钦定”，即董事长陈立群一人说了算。待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副总经理们排队队、分果果,20个左右的正高名额被私下瓜分得差不多时，一纸有关正高职称评审的红头文件在恢复职称评定八年后最终出台。

根据国家规定，凡申报正高职称，必须是获得副高职称任职资格五年以上者。当时我在科技发展部担任科技管理处副处长。科技发展部系我公司科技人员最密集的部门，本科生、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最多，公司的绝大部分科技成果都花落该部。然而，1995年，除我之外，科技发展部竟无一人申报。咄咄怪事啊！连部长朱庆龙都很知趣地放弃了申报机会。朱庆龙，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发动机专业。他多年担任设计所（发展部的前身）所长，陈立群只是一设计员、设计室主任。朱、陈之间有太多的恩恩怨怨。就在这次申报前夕，发生一小插曲。1995年7月的一天，副部长庄舒叫我起草一成立某某领导小组的文件，当我看到该领导小组名单时，顿时楞了。只见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副部长庄舒，部长朱庆龙反倒是副组长。我恳请将正副组长的名字对调一下，或将朱庆龙部长的名字划去。庄说这是陈立群董事长的意见。我便婉言谢绝起草一事。正是这一谢绝，从此结怨于人称霸王的陈立群和后来成为公司二把手（陈立群2000年离任时，向部里推荐的董事长人选是庄舒)的小霸王庄舒。我的后半生全都毁于陈、庄二人，此是后话。

朱庆龙对陈立群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他不想自讨没趣，便主动放弃研高的申报。同样广大科技人员都深知，正高职称是头头脑脑们的专利，没有一个部长、副总的头衔，报了亦是白报，亦纷纷“退赛”。居士真的哀其不鸣，恨其不争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素质。可居士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另类的另类。我明知不可为，非得为之。毅然决然地开始了我的研高职称申报的马拉松长跑。

根据当年的行情，每个部可推荐一至两名申报人，二十几个“参赛”人员两年一度地去竞争两至三、四个正高名额。

1995年我们科技发展部上报的两个推荐的名额是一对冤家——庄舒和我，我是全公司最年轻的具备申报正高职称资格的高级工程师，而庄舒服则是通过“破格”（他获得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仅仅两年）才获得这一资格的。我之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地申报，是基于我的硬件。就是全公司只有一个正高名额，亦是非我莫属。然而在特色中国，评职称是凭科技成果、凭真才实学、凭对国家的重大贡献吗？！否！对于我的首次申报，想必各位读者已有自己的答案。庄舒以全公司排名第一的身份获得了研高工的任职资格，且不久进入董事会，担任了高评委主任，获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殊荣。我不仅落榜，科技发展部亦待不下去了。但我仍然逃脱不出他们的魔掌。不过，居士亦不是软柿子。毛泽东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名存实亡的副处长，我的对手却是董事长陈立群、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魏正镛、党委书记庄舒。“三巨头”联手，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然而我不曾倒下，一次次又站了起来。欲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敬请期待居士的下篇。

首次申报的失利，本是我意料中事。我并没有就此作罢。

1996年10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董事长陈立群在党委书记曹安国的办公室无端向我发难，我忍无可忍，便用陈立群辱骂我的语言吼了起来：“卑鄙无耻！陈立群！”我几乎用尽平生气力，以至于整栋24号楼都听到我的怒吼，连在最西边宣传部办公的陈立群的妻子鲁芳春（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曾是我的同事、好友）都慌不择路地冲了进来。这一吼，便彻底锁定了我的十年悲剧人生。（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后续博文）

1997年8月，两年一度的正高评审程序又启动了。一些友人劝我，不要自讨没趣做虚功了。我明知无望，还得一搏。其实此番申报完全是报着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心态。不过，规划管理部对我并未落井下石，他们只推荐了我一人，副总师钱湘云先生（我公司首批研高工之一，195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部长姜璞（198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因被领导嫁祸，代人受过，被判17年徒刑，在狱中多次自杀未遂，另一名同事何静被判20年，后死于狱中。这是一起冤案。倘若我不遭发配，继续留在规划部，无疑难免牢狱之灾）为我写下中肯的评语。然而某些人迫于陈立群的淫威，竟无端剥夺了我参加论文答辩的权利。

1999年，我已被逐出公司，发配到丹阳。身处逆境的我，第三次申报研高工。我顺利地通过了基层评审，专业评议组的评议和论文答辩，以排序第一强势进入最后一关。并一次性获得高评委委员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按理说，我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任职资格已是木板钉钉。然而在公司职称评定领导小组终审会议上，陈立群竟否决了高评委的评审结果，将我的名字划去。这一内幕直到2000年3月20日，航空工业部有关领导来公司宣布陈立群离任时，我才得知。当天，我向一小时之前刚刚升任公司二把手（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魏正镛（多年来一直全权负责公司的职称评定工作）询问我的职称问题（通常在申报年的第二年6月颁发文件公布评审结果）。不意魏正镛竟对我说：“就是陈立群不让你上！”我当即到陈立群的办公室，质问他缘何在我的职称问题上屡屡作梗。他矢口否认，一再追问我：“谁说的？！”此时，我的情绪亦有点失控，便说：“是魏总！”一听说是魏正镛，恼羞成怒的他，简直像条疯狗似的。这也难怪，一个月前，部里还明确表示，让他再干一届，一个月后竟变卦。他推荐的唯一一名董事长人选庄舒服亦未被采纳。他刚刚下台，被他打压多年的魏正镛又揭他的老底。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冲向魏正镛的办公室，厉声质问魏正镛，作为公司的总经理，为何泄露会议机密。由此引发一场狗咬狗的激烈争斗，一时闹得全公司满城风雨。当时部里大员们尚在公司，陈立群提请罢免魏正镛的各项职务。魏正镛便迁怒于我。陈立群对我已够狠毒。在职称申报上，让我三次受挫。房子问题，按江苏省文件规定，我和陈立群等人一样，理应享受135平米的标准。陈立群、魏正镛、庄舒等人严重超标，住进新建的得房率很高的156平米的干部楼，而我直至2003年，一家三代四口依然住在65平米的房子里。在享受人才奖问题上，我公司每年享受人才奖的，多达千人，少则每年七八千元，多则每年几万元甚至更多。就人才而言，我大言不惭地说，在全公司，无出我右者。然而，在实行人才奖十年（1996年至2006年）中，我竟被打入另册，分文未得。

2001年8月，永不言败的我又出现在申报研高的赛场上。此番申报有一大利好消息。陈立群下台了。陈立群的下台，对我来说虽然谈不上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对职称评定，无疑是扫除了一大障碍。我顺利地通过一道道评审程序，并一次性获得高评委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不过在获得正高职称资格的人员中，究竟谁拿“国票”，谁拿“地票”，这由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魏正镛和时任第一副总经理的庄舒拍板定夺。由于不久前我曾到部里告了庄舒剽窃我的科技成果的状，他便公报私仇。在当年评定的几名正高人员中，不论哪方面，我的优势都要高出其他人员几个数量级。然而据魏正镛亲口对我说，是庄舒执意让我拿“地票”。其实，魏正镛（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相比陈立群、庄舒更阴毒。

所谓“国票”、“地票”，“国票”，是指由上级（通常是省部级）相关职能部门组织评审的副高、正高职称的任职资格。而“地票”，则是指一些人才济济并具备正高职称评审资格的单位除国家核定的副高、正高职称名额之外，可以由本单位自己评定适量的副高、正高职称。“地票”毕竟是“地票”，虽然同是副高、正高的称谓，但由本单位评定的副高、正高总给人一种成色不足的感觉。不只是副高、正高，连院士亦有“国票”、“地票”之别。如靠卖嘴皮子到处招摇过市的原北京师范学院的李燕杰的那个院士头衔就是地方粮票，就是当年有关部门乱点鸳鸯谱，竟給共青团中央一个名额，一个靠演说起家的亦成了中科院“院士”，实在令人啼笑皆非。2002年9月底，居士在北京钓鱼台宾馆曾听过他的演说，我们还有一张合影照片。在演说中，他曾提及“本人也是院士”，但语气的底气显然不足，盖他的“院士”名号系“地票”之故也。

居士真的算是知识分子的另类。我不曾听说在中国有“地票”申请转“国票”的事。我不是得陇望蜀。而是这个“世道”对我太不公平（在工资、房子、工作安排、职称评定、成果奖、人才奖等问题上备受打击、报复，有的甚至在全世界都难有一例，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后续博文）我之所以非要“国票”不可,是弱势人的一种维权行为，是被逼上梁山的抗争，亦是向一种制度的挑战。我之所以变得如此张狂，也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在职称申报问题是上，我并没有因为斩获一张研高工的地方粮票，就此止步。我要继续征战。欲知后事如何，敬请期待我的下篇博文《申报门事件》。

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一纸通令，致使文革期间在校生的的升级梦、高小梦、初中梦、高中梦、大学梦顿成泡影。对于几千万在校生的不幸遭遇，居士感同身受。居士虽跨入大学门槛半年多，同样是欲学不能，欲罢不忍。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这一人生阴影都挥之不去。废除高考，继之又停课闹革命，谁之罪？亿万民众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诅咒文化大革命，怨恨毛泽东。然而你们错了，劝君莫怪毛泽东。当年废除高考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

一、北京一女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

1966年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部分学生率先“倡议”，废除当年的高考乃至整套高考制度，实行推荐制。6月10日，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跟进”，写信给毛主席，并附《敢教日月换新天》一文，提出“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入学深造。”“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然而这只是表象，其实这是刘少奇、邓小平为干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一些无知的中学生唱的一曲双簧戏。真是戏中有戏。北京四中高三（五）班部分学生分明是写给毛主席个人的信，却不曾寄出，而是交给四中初二的学生、刘少奇之子刘源，再由刘源放到刘少奇的案头。（引自人民网2010年2月2日《1966年文革当时为什么取消高考》）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反对写给他的信由他人转交。原教育部长周荣鑫1974年写给毛泽东的信，系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曾大光其火，不仅严厉批评了周荣鑫，且把他批评周的言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内容之一下发基层。此外，还有“首倡”与“附议”的小插曲。北京四中的一位初中同学曾披露他无意中“偷”听到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与女一中同学的通话：“四中干部子弟太多，容易给人以口实，所以由你们‘首倡’，我们再来‘附议’，头功你们尽管拿去。”（维一：《域外怀旧录》，《废除高考制度的旧事重提》）一些年少气盛的毛头小伙不去抢夺头功，而甘当“附议”绿叶，其中必有文章，想必读者心知肚明。其实，当年即使不出现女一中、男四中的信件事件，高考制度的废除，继之全国性的“停课闹革命”的闹剧，都会在中国上演。因为这出闹剧的策划、编剧、导演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刘少奇、邓小平。

二、废除高考的始作俑者是刘少奇

 1966年五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揪出，特别是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刘少奇已预感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迟早会烧到自己的身上。为干扰、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伙同邓小平对广大革命师生一面大肆镇压，这就是“白色恐怖五十天”，同时又以几千万在校学生的命运作赌注，废除高考制度。上文已提及北京四中的信，已送交当时一线第一主持刘少奇。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即作出废除高考制度及当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北京一女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人民日报》同时还刊发了题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社论还居心叵测地加了这么一段：“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论是初级学校、中级学校还是高等学校，都要把毛主席著作列为必修课。”这实在是让亿万民众迁怒于毛泽东啊！不过，明眼人一看，废除高考、增设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国在校生的必修课绝非毛主席的决策。刘少奇、邓小平机关算尽，反倒泄露了天机。

关于当年废除高考的始末，最知情的莫过于孔丹和刘源。孔丹，文革初期风云人物，原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部长孔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之子，当年的“西纠”司令，“联动”分子的一号头目。“资改”后，曾是继荣毅仁、王军出任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公司中信的掌门人。孔丹曾是名列北京十大重点中学之首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团支部书记、学生党员。正是他当年率领同学给毛主席写出废除高考制度的信。他完全知道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然而，这个自称“没有歧意”的“中国特色道路派”能供出他的主子吗？！能说出当年写的那封残害几千万中国人的信与他的那位业已自杀半个世纪的妈妈有关吗？！（许明连以她儿子为司令的“西纠”的通令都敢修改(详情参看《西纠黑幕》），儿子写给毛主席的信能不过目吗？！许明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而刘源，并不子为父隐，他不但承认刘少奇是废除高考的始作俑者，亦披露自己曾参与其事。他还公开承认他的父亲刘少奇犯下两大错误：一是饿死人事件方面的，二是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抵制、干扰。（笑窝的博客：《刘源为什么说父亲刘少奇大跃进有错误》）想必在刘源的眼里，刘少奇、邓小平当年一手策划的废除高考制度，亦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对抗吧！刘源，真君子也！

三、劝君莫怪毛泽东

关于废除高考制度，谁之罪？或许99%的中国人都怪罪文化大革命，都怪罪毛泽东。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这亦正是当年刘少奇、邓小平精心布局设陷所期望的。有人天真地以为废除高考制度只是教育改革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是个大阴谋，是刘少奇、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嫁祸。​​​​

对于当年废除高考，毛泽东有没有指示或批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有关废除高考的任何文字资料。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的《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亦并没有取消高考的内容。然而，当刘源6月10日将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毛主席的信放置刘少奇的案头不过两天，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作出废除高考制度及当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自1952年以来已实施14年的高考制度，说废除就废除了。须知八年抗战，国民党政府都坚持一年一度的高考制度。为了解决撤退到大后方的高校和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招生高考的困难，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用飞机空运试卷到各考点。刘少奇如此不顾及民意，只是为阻止毛泽东回归一线，竟以几千万在校生的命运作赌注，是可忍孰不可忍？！实在匪夷所思啊！其实，刘少奇、邓小平的这步棋绝非教育改革问题，而是设局，妄图嫁祸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如意算盘是：废除高考，将会民心丧尽，女一中、四中的信是写給毛泽东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误认为废除高考是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将背负人民的骂名，背负历史的骂名。废除高考将导致全国停课，势必造成天下大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进行下去吗？毛泽东还能重新回到台前吗？就是我刘少奇、邓小平下台，我也要留个烂摊子给你毛泽东！不幸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阴谋得逞了。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不让劳苦大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教育革命。居士通过大量的周密考证，当年的废除高考以及全国性的“停课闹革命”，压根儿不关毛泽东的事。我的结论是：1）、关于废除高考，未作任何指示；2）、关于废除高考，刘少奇、邓小平不曾向亦不必向毛泽东请示甚至通报，而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一大阴谋；3）1966年5月至7月下旬，毛泽东一直在南方，不在北京。更重要的是，最知情的孔丹、刘源都没有披露毛泽东与废除高考有关的半点信息。此外，记者与当年在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大师级”学者周孝正（居士于2012年9月2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曾与周孝正有一面之交，他见我谈吐不俗，还把他的家庭电话和邮箱号留给了我）作过一次谈访。​

记者：如果不介意的话，谈谈你们班在1966年写的废除高考的那封信吧！​

周孝正：可以。我们班47个同学，当时以全班同学的名义給毛主席写信，倡议废除高考.....后来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

记者：听说你们这所学校有很多高干子弟，来自上面的信息很灵通。​

周孝正：是的。林彪孩子林立果，刘少奇的孩子都是我们学校的。孔丹（学生党员，团支部书记，写信就是由他率领的。博主注）是孔原的孩子。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部长。实际上我们班有的高干子弟知道“上面”有这个意思，他们就来一个倡议，况且上面也要利用我们学生。​（引自《在高考风云中沉浮的学子细述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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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周孝正是著名的反毛学者，连他都不得不承认“‘上面’有这个意思”，“况且‘上面’也要利用我们学生”。这里的“上面”分明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而不是毛泽东。如果是毛泽东，不知有多少反毛文章面世了。总之，当年废除高考倘若与毛泽东有半点干系，早就你知我知天下尽知了。故奉劝全国当年的在校生，千万不要错怪毛泽东。除了走资派、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外，我们都是受害者，然而，真正最大的受害者，是毛泽东，是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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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上旬，我专程去信阳市光山县，为的是寻找吴永宽、吴曄（现在美国）父子为本村活活饿死的72人立的那两块墓碑。

下图的左三正是我要祭拜的两块墓碑（中间站立者是吴永宽的堂弟）。左一系吴永宽的家。吴永宽因故外出，不曾谋面，只见到他的老伴（门前站立者）。碑的顶部刻有“粮食关遇难”的字体，如此用词显见他们的煞费苦心。其中一块碑名是“1959年粮食关遇难肆十贰仕纪念碑“。碑上刻有死难者的姓名。为悼念这活活饿死的七十二名农民同胞，居士将他们的姓名一一敬录如下：

死难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难者与现家属关系

李兴奎             男             李传如                       祖父

吴德勤             男        吴永富、吴永炳              父亲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吴德潤             男              吴永明                      父亲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以下四十六名死难者，系全家死绝。

冯长友   冯小二   冯云毛   杨世英   吴永昌   潘秀英   吴小成   吴二毛   吴德立   吴永恩   吴德刚   徐乃兴

徐乃韶   徐之太   余敦海   余陈氏   余小富   余自明   王福汉   李明奎   李福喜   李刘氏   李小毛   徐安义

徐小照   吴永清   吴小成   吴二娌   吴大孩   吴云毛   陈友来   陈刘氏   吴松山   吴华厚   吴王氏   徐乃珍

吴小油   吴舍毛   吴四毛   吴向山   吴桂氏   吴永才   吴王氏   吴永堂   吴马氏   吴向成

原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圩子小队全队当年总共一百二十人，饿死七十二人，饿死率百分之六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死难者都集中死于一九五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月。不过短短两个月，一个小小自然村，竟有七十二名农民同胞活活饿死，这不能不说是惨绝人寰的。

离开当年的吴圩子小队，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这倒不是因为那个惊人、可怕的高达百分之六十的饿死率。论饿死率，这一数据并非全国之最。关于饿死人事件，居士经历的太多，早已见怪不怪、身心麻木了。当年就在我就读的水阳初中正南面不过五百米的白沙头李村，仅1959年12月、1960年1月，就有70%以上的人饿死。1960年4月，我们赴宣城县溪口公社支农采茶，某生产大队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全都死绝。我高中来自农村的八位同学（现都健在，且都看过我的《饿死人事件之我见》系列博文），有七个同学的家人被活活饿死，其中三个同学（后分别考取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安徽大学）全家死绝。居士算是八位同学中不幸中之大幸者，家人因种种原因虽不曾饿死，然而就住在我家屋后的我的二伯陈其本和我嫡亲姨娘家的两个表弟及与我同年的表妹都饿死于1959年12月、1960年1月。（上述内容详情敬请参看我的系列博文之一）更有那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发生在我们宣城县的86起人吃人、人食尸事件，其中还有亲人被吃惨痛事件。（引自中共宣城县委整风办公室1961年2月9日《关于宣城县人吃人的惨痛事件的报告》）还有一位名村夫grh的博友还提及某村庄在同一天就有二十五人饿死。

哀大莫过于心死。我的最大的悲哀已不在于饿死人事件本身，而是六千万饿死冤魂未曾安息。六千万农民同胞活活饿死，迄今为止，全国只有吴永宽父子冒着政治风险私下立的那两块占地不过零点几平米的墓碑。官方莫说为死难者立碑，甚至连个说法都没有，更不待说严惩饿死人事件的元凶、祸首。这不由使我想起占地以平方公里计的规模宏大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想到一年一度的12月13日隆重的国家公祭，想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审判......

我佩服吴永宽父子，感谢吴永宽父子。你们父子俩的这一善举是功德无量的。你们在自家一亩三分地里竖立的两块不起眼的小小墓碑或许会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