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谁将工人纠察队1000多条枪缴交汉口卫戌司令部?
八七会议上,周恩来缘何遭撤销政治局委员的处分?又是如何华丽转身?
1930年,是谁成为莫斯科的第一新宠?共产国际让谁担任中共的实际首脑?
是谁引狼入室?是谁向米夫献媚并邀请他来中国指导工作?
是谁要求外蒙古出兵北京、天津,要求苏联出兵东三省,干出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勾当?
20世纪,真的还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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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米夫、王明等人无端强加对“立三路线”犯有“调和主义”的“罪名”,被赶出政治局,而对“立三路线”负有同样甚至更大责任的周恩来,不但得到米夫的原谅,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的职位,而且成了权倾朝野的中共真正的掌门人。真是瞿秋白、周恩来命运冰火两重天。
一、所谓调和主义
瞿秋白于1930年在莫斯科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的罪名是“支持中山大学反革命小团体”,实在是莫须有啊!而几个月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无端赶出政治局的所谓罪名,是犯有所谓“调和路线”的错误,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立三路线
中共六大以后,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则是李立三。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工农红军不断壮大,苏维埃根据地日益扩大。连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都兴奋不已,由衷高呼“毛泽东红军万岁!”(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李立三则大脑发热,有点忘乎所以了。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新军阀混战。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李立三虚幻的未来蓝图是,首先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以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然后在冀鲁豫、哈尔滨、大连、广州、香港等地或暴动、或起义......“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发疯了!”(引自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858-859页)然而,这只是“左倾”、盲动、冒险错误。更可怕的是,“八月间,李立三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这一计划正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有的竟怀疑李立三是不是日本侦探。“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些言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40页)张国焘由此在莫斯科被软禁长达16年之久,还蹲了一年多大狱。1967年6月22日因被诬陷“里通外国”,“自杀”身亡。李立三之死,至今仍是一大悬案。樵夫根据有关资料,李立三“自杀”,周恩来难脱干系。(敬请期待我的后续博文)
坦诚言之,酿成瞿秋白悲剧的因素很多,除周恩来、米夫、王明外,李立三不知天高地厚的反苏、反共产国际的言论,有意无意地让瞿秋白上了他的战车。李立三很狂妄,他声称日后将以另一种方式与共产国际对话。对斯大林说话亦带有要挟口吻。“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下半年,苏俄红军为中东路事件与东三省中国军队开火,那时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即出兵,博主注)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否则“他将坚决反对。”(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40页)遗憾的是,瞿秋白对这些言论“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只说反共产国际是严重的事,如果真要这样做,先得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共产国际便“认为瞿秋白是在助纣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的主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都造反了。”(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41页)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因为有米夫这顶保护伞,不仅没事,反倒成了中共中央最具实力的领袖人物。瞿秋白则落入仇人米夫之手,任由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达三年之久。
李立三的悲剧,樵夫以为咎由自取,而瞿秋白无端被牵连而获罪则可悲可叹。
2、三中全会
1930年9月24-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共同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这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通过一项决议和一项决议案。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从而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三中全会完全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连所用的字眼都完全相同。如李立三的错误都说成“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关于三中全会,有几点值得指出。
1)、三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提议召开的,并责成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这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是共产国际的功绩,如果让李立三这个疯子继续胡来,后果不堪设想。
2)三中全会上,相对而言,负有更大责任的是周恩来,而不是瞿秋白。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寄予厚望,认为李立三是大炮,能影响李立三的只有周恩来。实际上,1930年9月1日、4日、9日致长江局的三封信都是他起草的,《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也是他作的。更重要的,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他曾“面授机宜”(参看下文)。
3、共产国际对李立三6月11日的讲话,即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认同的。“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引自《陈独秀与瞿秋白》第295-296页)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并没有文过饰非。共产国际反对立三路线,不是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而是其他一些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
4)、共产国际曾竭力维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如王明、博古等人曾受到李立三的处分,三中全会并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王明、博古耿耿于怀。共产国际特地把王明、博古找去谈话,要求他们不得反对三中全会的决议。
3、调和路线
瞿秋白不同于周恩来、李立三。他与人为善,温良恭俭让,甚至委曲求全。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无可厚非,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这是不够的。或许他是一介书生,缺乏决断力,更不待说铁的手腕了。李维汉说:“瞿秋白是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人,他不搞家长制。”在三中全会上,他只能调停于剑拔弩张的各派之间。
关于瞿秋白的“调和路线”错误,中共中央早已作出明确的结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零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及其后的中央(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博主注),对于停止立三路线的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而六届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如果说瞿秋白犯有调和路线的错误,那周恩来又该当何论?须知,周恩来可是共产国际委派的负责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全权代表啊!缘何在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净身出走”,而周恩来则反倒黄袍加身,成为中共中央真正的掌门人。盖周恩来、瞿秋白与米夫、王明恩怨之故也!详情下文自有交代。
二、政治生涯的不归路——瞿秋白第二次苏俄之行
在《寻路》这部电视剧中,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有一周恩来与瞿秋白谈心的特写镜头。周恩来:“看来,你我都要滚蛋了。恩来誓与秋白共进退!”瞿秋白微笑了一下:“我是注定要滚蛋了。但他们不会让你滚蛋的。西方有句名言,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瞿秋白话语中不无流露出对周恩来处世之道的鄙夷。正是他俩性格迥异,铸就了各自不同的人生。
瞿秋白为人坦荡,尽管他曾任中共两朝领袖,但不擅权术,终究难逃悲剧的命运。在中共领导人中,当年有几人敢冒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共产国际?瞿秋白就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的“不识时务”又恰恰充分表现在他的冤家对头米夫、王明的态度上。
瞿秋白与米夫、王明结怨,起源于中山大学风潮。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如何对待中国革命上的分歧,引发了中山大学几派的激烈争论。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及王明一伙乘机拉一派,打一派,搅得中山大学乌烟瘴气、四分五裂。王明还捏造了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所谓会长的周达文,并非江浙人,而是贵州人,博主注)等人组织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小集团。为扩大事态,王明还把此事闹到正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久,“陈绍禹(即王明,博主注)还别有用心地向此时尚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汇报‘江浙同乡会’一事。向忠发在不问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来到中山大学,大讲‘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向忠发甚至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为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江浙同乡会’一案,周恩来参加了这一工作。经审查,作出了‘江浙同乡会’组织并不存在的结论。九月,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撤换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职务,未被采纳。”(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85页、第286页)“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同学反对支部局(由米夫把控、由王明一伙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博主注),瞿秋白公开发表演讲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张国焘的这次倒戈,很快得到米夫、王明的回报,政治上再次崛起,他在缺席四中全会的情况下,这个一直被共产国际称为“老机会主义分子”的张国焘竟“当选”政治局常委。米夫何其恩怨分明啊!博主注)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54页)
对于瞿秋白对米夫连连作对、发难,米夫、王明之流岂能善罢甘休。就在上文提到的学年总结大会上,“陈绍禹宗派中的一些人就对中共代表团和瞿秋白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有人挑拨说‘代表团某人某人(指瞿秋白,博主注)反对向忠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博主注),而学校支部局是赞同向忠发的。’还有人公开指责‘代表团某人某人是调和派’会议期间,米夫、陈绍禹还利用支部局的宣传阵地——墙报,对瞿秋白和代表团捏造事实,进行攻击。这是一次米夫、陈绍禹为首的宗派同中共代表团公开较量的会议。”(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第287页)然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却无端“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与其他代表立异。”(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6页)“瞿秋白的家人亦受到株连。在中山大学读书的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因反对米夫、王明“‘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子华(瞿秋白的妻子,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博主注)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5页、第356页)悲哉!瞿秋白。
关于这场葬送瞿秋白政治生命的中山大学风潮,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一明确答案:“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引自陆定一1980年5月3日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
三、莫斯科的新宠——周恩来
在瞿秋白陷入中山大学风波、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恶化之时,周恩来便进入斯大林的视线,很快成了莫斯科的新宠。共产国际之所以看好周恩来,就是周恩来的奴性、特科经历和政治手腕。
其实,周恩来原本是个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过,这一点,鲜为人知罢了。“1927年6月28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庭(共产国际代表,博主注)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戌司令李品仙,于是李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耻的机会主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60-261页)鉴于周恩来提议让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枪和南昌起义(请参考看我的后续博文《南昌起义新说》)所犯的严重错误,在八七会议上,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被撤销。瞿秋白曾就对周恩来等人的处分问题作过说明,其中有“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39页)。
周恩来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是1928年赴莫斯科筹备六大。有趣的是,参与六大筹备工作的只有瞿秋白、周恩来二人。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致开幕词的是瞿秋白,致闭幕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报告,瞿秋白和周恩来又双双当选政治局常委。
在瞿秋白与米夫、王明一伙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闪亮登场了。周恩来此番莫斯科之行,主要是与共产国际“协商”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改组问题,说白了,就是如何解决瞿秋白的问题。“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认为李立三不过是放大炮的能手,周恩来却握有实权,能左右李立三的动向。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共产国际对他优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斐然,他的能干和政治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就是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恰,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到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踌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是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也许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仍旧一贯的推重于李立三和瞿秋白,不仅不纠正他们的偏差,有时还附和他们。”(引自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38、439页)
张国焘的这些回忆太重要了,这里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由此,中山大学风波、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四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命运冰火两重天等很多重大谜团都有了答案。
周恩来缘何“不以第一首脑自居”而推重瞿秋白,这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啊!借用张国焘的话说,“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周恩来避祸了,瞿秋白却遭殃了。反观瞿秋白,竟听周恩来之“劝”,当了“皇帝”(指三中全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博主注)瞿秋白太书生气了,政治上太幼稚了。他竟然忘了自己刚刚被撤销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是戴罪之身,此番回国,不是荣归,而是“遣返”。果不其然,两个月后后,即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作出七条结论,条条都有瞿秋白的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示完全同意这七条结论。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指向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责瞿秋白在莫斯科期间,“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回国后,“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同时极力吹捧王明一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好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上述内容引自《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
四、瞿秋白悲剧的真凶——周恩来
瞿秋白的悲剧,世人都把它归罪于共产国际及米夫、王明一伙,却忘了周恩来这个真凶。
1、中山大学事件。瞿秋白是背负着支持中山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走向其政治生涯终点的。这一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是一起道道地地的冤案。如上所述,中苏双方已经作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尤其是在中山大学事件中,“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除张国焘这个中途倒戈的叛徒外。博主注),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01页)然而米夫、王明一伙并没有善罢甘休。正值共产国际为此事骑虎难下之时,1930年4月,周恩来应邀“来到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中共代表团的改组问题。结果瞿秋白、邓中夏、余飞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引自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第291页)无疑,撤销瞿秋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改组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第二次莫斯科之行有直接关系。
2、六届四中全会前夕,周恩来投靠米夫、王明一伙。那份将瞿秋白赶出政治局、王明进入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是周恩来宣读的。让王明、博古等15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严重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是得到周恩来的首肯的。向米夫献媚示好并邀请他来中国指导工作的,也是周恩来。只要周恩来稍有一点党性,少一点奴性,四中全会的结局、瞿秋白的命运将会改写。
3、长征前夕,把瞿秋白甩下最终死于国民党枪下,难脱干系的,是周恩来。
4、第一个提议砸毁八宝山瞿秋白之墓的,是周恩来。
5、第一个声称看到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真迹,由此诬陷瞿秋白是叛徒的,是周恩来。
6、批准逮捕瞿秋白夫人杨子华,最终被迫害致死的,还是周恩来。(上述内容,请参看本系列博文的其他篇章)
瞿秋白的政治生涯,与其过从甚密者,莫过于周恩来。真谓不是冤家不聚首。他们俩同是江苏老乡,一直在中共中央总部工作,且长期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他们一同赴莫斯科筹备六大,还一同从莫斯科回国共同主持三中全会,又一同出席那个致使他们的命运冰火两重天的四中全会......呜呼!周恩来啊周恩来,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相煎何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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