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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周恩来命运冰火两重天——周恩来与瞿秋白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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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谁将工人纠察队1000多条枪缴交汉口卫戌司令部?

八七会议上,周恩来缘何遭撤销政治局委员的处分?又是如何华丽转身?

1930年,是谁成为莫斯科的第一新宠?共产国际让谁担任中共的实际首脑?

是谁引狼入室?是谁向米夫献媚并邀请他来中国指导工作?

是谁要求外蒙古出兵北京、天津,要求苏联出兵东三省,干出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勾当?

20世纪,真的还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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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米夫、王明等人无端强加对“立三路线”犯有“调和主义”的“罪名”,被赶出政治局,而对“立三路线”负有同样甚至更大责任的周恩来,不但得到米夫的原谅,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的职位,而且成了权倾朝野的中共真正的掌门人。真是瞿秋白、周恩来命运冰火两重天。

一、所谓调和主义

瞿秋白于1930年在莫斯科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的罪名是“支持中山大学反革命小团体”,实在是莫须有啊!而几个月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无端赶出政治局的所谓罪名,是犯有所谓“调和路线”的错误,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立三路线

中共六大以后,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则是李立三。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工农红军不断壮大,苏维埃根据地日益扩大。连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都兴奋不已,由衷高呼“毛泽东红军万岁!”(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李立三则大脑发热,有点忘乎所以了。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新军阀混战。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李立三虚幻的未来蓝图是,首先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以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然后在冀鲁豫、哈尔滨、大连、广州、香港等地或暴动、或起义......“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发疯了!”(引自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858-859页)然而,这只是“左倾”、盲动、冒险错误。更可怕的是,“八月间,李立三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这一计划正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有的竟怀疑李立三是不是日本侦探。“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些言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40页)张国焘由此在莫斯科被软禁长达16年之久,还蹲了一年多大狱。1967年6月22日因被诬陷“里通外国”,“自杀”身亡。李立三之死,至今仍是一大悬案。樵夫根据有关资料,李立三“自杀”,周恩来难脱干系。(敬请期待我的后续博文)

坦诚言之,酿成瞿秋白悲剧的因素很多,除周恩来、米夫、王明外,李立三不知天高地厚的反苏、反共产国际的言论,有意无意地让瞿秋白上了他的战车。李立三很狂妄,他声称日后将以另一种方式与共产国际对话。对斯大林说话亦带有要挟口吻。“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下半年,苏俄红军为中东路事件与东三省中国军队开火,那时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即出兵,博主注)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否则“他将坚决反对。”(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40页)遗憾的是,瞿秋白对这些言论“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只说反共产国际是严重的事,如果真要这样做,先得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共产国际便“认为瞿秋白是在助纣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的主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都造反了。”(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41页)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因为有米夫这顶保护伞,不仅没事,反倒成了中共中央最具实力的领袖人物。瞿秋白则落入仇人米夫之手,任由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达三年之久。

李立三的悲剧,樵夫以为咎由自取,而瞿秋白无端被牵连而获罪则可悲可叹。

2、三中全会

1930年9月24-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共同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这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通过一项决议和一项决议案。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从而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三中全会完全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连所用的字眼都完全相同。如李立三的错误都说成“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关于三中全会,有几点值得指出。

1)、三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提议召开的,并责成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这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是共产国际的功绩,如果让李立三这个疯子继续胡来,后果不堪设想。

2)三中全会上,相对而言,负有更大责任的是周恩来,而不是瞿秋白。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寄予厚望,认为李立三是大炮,能影响李立三的只有周恩来。实际上,1930年9月1日、4日、9日致长江局的三封信都是他起草的,《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也是他作的。更重要的,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他曾“面授机宜”(参看下文)。

3、共产国际对李立三6月11日的讲话,即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认同的。“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引自《陈独秀与瞿秋白》第295-296页)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并没有文过饰非。共产国际反对立三路线,不是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而是其他一些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

4)、共产国际曾竭力维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如王明、博古等人曾受到李立三的处分,三中全会并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王明、博古耿耿于怀。共产国际特地把王明、博古找去谈话,要求他们不得反对三中全会的决议。

3、调和路线

瞿秋白不同于周恩来、李立三。他与人为善,温良恭俭让,甚至委曲求全。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无可厚非,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这是不够的。或许他是一介书生,缺乏决断力,更不待说铁的手腕了。李维汉说:“瞿秋白是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人,他不搞家长制。”在三中全会上,他只能调停于剑拔弩张的各派之间。

关于瞿秋白的“调和路线”错误,中共中央早已作出明确的结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零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及其后的中央(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博主注),对于停止立三路线的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而六届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如果说瞿秋白犯有调和路线的错误,那周恩来又该当何论?须知,周恩来可是共产国际委派的负责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全权代表啊!缘何在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净身出走”,而周恩来则反倒黄袍加身,成为中共中央真正的掌门人。盖周恩来、瞿秋白与米夫、王明恩怨之故也!详情下文自有交代。

二、政治生涯的不归路——瞿秋白第二次苏俄之行

在《寻路》这部电视剧中,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有一周恩来与瞿秋白谈心的特写镜头。周恩来:“看来,你我都要滚蛋了。恩来誓与秋白共进退!”瞿秋白微笑了一下:“我是注定要滚蛋了。但他们不会让你滚蛋的。西方有句名言,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瞿秋白话语中不无流露出对周恩来处世之道的鄙夷。正是他俩性格迥异,铸就了各自不同的人生。

瞿秋白为人坦荡,尽管他曾任中共两朝领袖,但不擅权术,终究难逃悲剧的命运。在中共领导人中,当年有几人敢冒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共产国际?瞿秋白就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的“不识时务”又恰恰充分表现在他的冤家对头米夫、王明的态度上。

瞿秋白与米夫、王明结怨,起源于中山大学风潮。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如何对待中国革命上的分歧,引发了中山大学几派的激烈争论。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及王明一伙乘机拉一派,打一派,搅得中山大学乌烟瘴气、四分五裂。王明还捏造了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所谓会长的周达文,并非江浙人,而是贵州人,博主注)等人组织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小集团。为扩大事态,王明还把此事闹到正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久,“陈绍禹(即王明,博主注)还别有用心地向此时尚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汇报‘江浙同乡会’一事。向忠发在不问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来到中山大学,大讲‘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向忠发甚至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为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江浙同乡会’一案,周恩来参加了这一工作。经审查,作出了‘江浙同乡会’组织并不存在的结论。九月,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撤换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职务,未被采纳。”(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85页、第286页)“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同学反对支部局(由米夫把控、由王明一伙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博主注),瞿秋白公开发表演讲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张国焘的这次倒戈,很快得到米夫、王明的回报,政治上再次崛起,他在缺席四中全会的情况下,这个一直被共产国际称为“老机会主义分子”的张国焘竟“当选”政治局常委。米夫何其恩怨分明啊!博主注)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54页)

对于瞿秋白对米夫连连作对、发难,米夫、王明之流岂能善罢甘休。就在上文提到的学年总结大会上,“陈绍禹宗派中的一些人就对中共代表团和瞿秋白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有人挑拨说‘代表团某人某人(指瞿秋白,博主注)反对向忠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博主注),而学校支部局是赞同向忠发的。’还有人公开指责‘代表团某人某人是调和派’会议期间,米夫、陈绍禹还利用支部局的宣传阵地——墙报,对瞿秋白和代表团捏造事实,进行攻击。这是一次米夫、陈绍禹为首的宗派同中共代表团公开较量的会议。”(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第287页)然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却无端“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与其他代表立异。”(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6页)“瞿秋白的家人亦受到株连。在中山大学读书的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因反对米夫、王明“‘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子华(瞿秋白的妻子,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博主注)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5页、第356页)悲哉!瞿秋白。

关于这场葬送瞿秋白政治生命的中山大学风潮,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一明确答案:“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引自陆定一1980年5月3日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

三、莫斯科的新宠——周恩来

在瞿秋白陷入中山大学风波、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恶化之时,周恩来便进入斯大林的视线,很快成了莫斯科的新宠。共产国际之所以看好周恩来,就是周恩来的奴性、特科经历和政治手腕。

其实,周恩来原本是个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过,这一点,鲜为人知罢了。“1927年6月28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庭(共产国际代表,博主注)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戌司令李品仙,于是李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耻的机会主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60-261页)鉴于周恩来提议让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枪和南昌起义(请参考看我的后续博文《南昌起义新说》)所犯的严重错误,在八七会议上,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被撤销。瞿秋白曾就对周恩来等人的处分问题作过说明,其中有“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39页)。

周恩来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是1928年赴莫斯科筹备六大。有趣的是,参与六大筹备工作的只有瞿秋白、周恩来二人。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致开幕词的是瞿秋白,致闭幕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报告,瞿秋白和周恩来又双双当选政治局常委。

在瞿秋白与米夫、王明一伙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闪亮登场了。周恩来此番莫斯科之行,主要是与共产国际“协商”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改组问题,说白了,就是如何解决瞿秋白的问题。“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认为李立三不过是放大炮的能手,周恩来却握有实权,能左右李立三的动向。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共产国际对他优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斐然,他的能干和政治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就是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恰,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到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踌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是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也许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仍旧一贯的推重于李立三和瞿秋白,不仅不纠正他们的偏差,有时还附和他们。”(引自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38、439页)

张国焘的这些回忆太重要了,这里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由此,中山大学风波、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四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命运冰火两重天等很多重大谜团都有了答案。

周恩来缘何“不以第一首脑自居”而推重瞿秋白,这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啊!借用张国焘的话说,“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周恩来避祸了,瞿秋白却遭殃了。反观瞿秋白,竟听周恩来之“劝”,当了“皇帝”(指三中全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博主注)瞿秋白太书生气了,政治上太幼稚了。他竟然忘了自己刚刚被撤销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是戴罪之身,此番回国,不是荣归,而是“遣返”。果不其然,两个月后后,即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作出七条结论,条条都有瞿秋白的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示完全同意这七条结论。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指向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责瞿秋白在莫斯科期间,“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回国后,“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同时极力吹捧王明一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好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上述内容引自《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

四、瞿秋白悲剧的真凶——周恩来

瞿秋白的悲剧,世人都把它归罪于共产国际及米夫、王明一伙,却忘了周恩来这个真凶。

1、中山大学事件。瞿秋白是背负着支持中山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走向其政治生涯终点的。这一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是一起道道地地的冤案。如上所述,中苏双方已经作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尤其是在中山大学事件中,“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除张国焘这个中途倒戈的叛徒外。博主注),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01页)然而米夫、王明一伙并没有善罢甘休。正值共产国际为此事骑虎难下之时,1930年4月,周恩来应邀“来到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中共代表团的改组问题。结果瞿秋白、邓中夏、余飞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引自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第291页)无疑,撤销瞿秋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改组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第二次莫斯科之行有直接关系。

2、六届四中全会前夕,周恩来投靠米夫、王明一伙。那份将瞿秋白赶出政治局、王明进入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是周恩来宣读的。让王明、博古等15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严重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是得到周恩来的首肯的。向米夫献媚示好并邀请他来中国指导工作的,也是周恩来。只要周恩来稍有一点党性,少一点奴性,四中全会的结局、瞿秋白的命运将会改写。

3、长征前夕,把瞿秋白甩下最终死于国民党枪下,难脱干系的,是周恩来。

4、第一个提议砸毁八宝山瞿秋白之墓的,是周恩来。

5、第一个声称看到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真迹,由此诬陷瞿秋白是叛徒的,是周恩来。

6、批准逮捕瞿秋白夫人杨子华,最终被迫害致死的,还是周恩来。(上述内容,请参看本系列博文的其他篇章)

瞿秋白的政治生涯,与其过从甚密者,莫过于周恩来。真谓不是冤家不聚首。他们俩同是江苏老乡,一直在中共中央总部工作,且长期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他们一同赴莫斯科筹备六大,还一同从莫斯科回国共同主持三中全会,又一同出席那个致使他们的命运冰火两重天的四中全会......呜呼!周恩来啊周恩来,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相煎何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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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是宣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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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获悉有关江泽民的信息,来自《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简历。关于江泽民(当时已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这份简历,有两处樵夫不以为然。一是江泽民的出生年月是1926年8月17日,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填年月而没有“精确”到日期。作为一名最高领导人,公开自己的出生日期,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一大忌,更况太上皇邓小平还活着。二是那个“扬州人”。

江泽民是扬州人吗?否!若说江泽民的籍贯是扬州,樵夫可以勉强认同。若说江泽民是扬州人(如今江泽民、江泽惠甚至他们的老爸江上青都被说成是扬州人)就大错特错了。

1998年1月,香港《广角镜》曾刊登《江泽民家谱溯源》(其实,该文并未涉及问题的要害)一文,顿时在海内外引起反响。不久,江泽民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香港记者问道:“国内媒体刊登您的籍贯是江苏扬州,而海外媒体刊登您的祖籍却是安徽旌德江村,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江泽民笑道:“这篇文章我已看过,写的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然而,此后有关江泽民的简历,还是当年那个版本,依然是“扬州人”。这或许是因为江泽民至高无上,他的话,金口玉言吧!就这一点而言,江泽民就不如胡锦涛了。胡锦涛的堂哥胡锦江说:“胡锦涛上小学时,曾在履历表籍贯栏中填过泰州,受到父亲指正后,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填安徽绩溪。”后来在一次团代会上,胡锦涛对来自安徽的代表说:“我也是安徽人,我是绩溪人。”同样,胡适出生于上海,却不是上海人,因为他的祖父出生于绩溪。众所周知,胡适的安徽情结特深。他对19世纪安徽婺源划归江西,终生耿耿于怀,而对婺源人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返皖运动”(仅涉及婺源人是江西人还是安徽人,婺源人实在在乎他们是何地人)则津津乐道。

其实,香港当年刊登的《江泽民家谱溯源》并非什么惊天爆料,因为江泽民以及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尚未入谱(在中国,修谱是大事,间隔期通常都在100年以上),故压根儿不能证明江泽民就是江村人,只能说明江泽民的先人居住在江村,仅此而已。这只能忽悠忽悠老外。某人何地人?这只涉及祖籍。祖籍不同于籍贯。籍贯,带有某种户籍的含义,故籍贯可以指祖籍,亦可指某人出生的地方。然而,出生何地与何地人则风马牛不相及。在外省市产下的婴儿,就不能说成是该产地的人。国内如此,国外亦然。我的小外孙孟子洛2012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即使多少年以后,入了美国籍,他也是美籍华人,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按照中国的传统,判定某人何地人,亦有严格的界定,就是祖籍。你的祖父,出生在何地,你就是何地人。江泽民,究竟是旌德江村人,婺源江湾人,还是河南民权江集村人,扬州江都人?樵夫经查证,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出生于江村,后随父亲迁至江都县仙女庙。即是说,江石溪出生于旌德江村,而不是扬州江都。江泽民就是旌德江村人而不是扬州人。看来,某些人连同他们的智囊团都该补一补一些常识课。江泽民、江泽惠不仅都自称扬州人,还把“扬州人”强加给他们的老爸江上青。若江石溪、江上青及江泽民的列祖列宗地下有知,该如何训斥这两个大不孝子女啊!

由此看来,江泽民是江村人,是白地镇人,是旌德人,当然也是宣城人。说江泽民是宣城人,相对而言,更为贴切、规范。一是因为宣城是大市,知名度相对高一些,易为外省市人所知晓,如同江泽民自称扬州人,而不是仙女庙人、江都人。李白死于当涂(在唐代,当涂属宣城郡辖地),胡适则说成死于宣城。二是江村与宣城的历史渊源实在太深。江村的先祖,那位江郎才尽的河南人江淹仕途的终点站就是宣城(出任宣城太守),江村的始祖江韶(江淹的五世孙,著名风水学家)是宣城人,江村的先人在宣城生活了100多年,然后由宣城举家迁徙至旌德建村族居的。

樵夫乃一狂生,之所以撰写此文,旨在考证。我并不因为宣城出了两位总书记而有半点虚荣。就这一点而言,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心态似乎比胡适平和一点。胡适之所以对婺源划归江西恼恨不已,盖婺源出了个朱夫子朱熹。从此,胡适少了个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徽州老乡,能好受吗?!江泽民,胡锦涛,彼人也,予人也,干我何事?!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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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条发人深省的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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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会积重难返。”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党建经纬》1998年第1期)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同时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做到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毛泽东生平最痛恨贪官污吏,建国初期亲自批出尚方宝剑,痛斩政府高层贪官张子善和刘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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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帆 加拿大
陈 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韦 唯 德国

沈小岑 澳大利亚
苏 瑾 新西兰
李连杰 新加坡

 



斯琴高娃 瑞士
胡 兵 泰国

一群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

这是一群高尚的人,一群纯粹的人,一群有道德的人,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群有益于人民币的人。


让我们把这种道德继续发扬、继续宣传,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这帮国际友人。

 




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和我们这些中国百姓一起做我们的中国梦?!


纵然有千千万万的爱国之心,但又有谁知道有多少颗所谓的爱国之心是残缺不全,破损不堪。


    邓亚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目前已任职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器材中心副.主任等高官要职。无疑她的下跪与刻意让儿子降生在法国,取得法国国藉是对党的信仰、党章的要求和国家荣誉的背叛。一个灵魂干净的人,绝不会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党和群众谎言假语。
 

杨澜终于承认自己是美国国籍的人大代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我入了美国籍,但我出身于中国,所以从原产地角度而言,我不出席美国的两会而出席中国的两会是天经地义的。


   赵本山携巨款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效忠英国女皇。根据赵本山在中国改革30年的春风中被捧为“小品王”,身家保守估计达10多亿人民币。在“忽悠”全国人民30年盆满体钵之后,依然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加拿大,誓死效忠英国女皇。体现了中国的部分人先富,带动世界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这一精神将带动更多的中国富人加入这一行列。 

根据加国法律,每个外来移民在加入加拿大国籍时,都必须宣誓效忠英国女王。就是说,你想加入加拿大国籍,就必须宣誓效忠英国女王,而且同时宣布放弃对原属国家的一切效忠行为。再反过来说,就是已经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外来移民都是向英国女王效忠过的!我国也没有“双重国籍”那一说,你加入别国国籍的同时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

赵本山,我们熟悉的文化名人,当年面对加拿大入籍官员,脱帽成立正姿势,右手郑重放在左胸前,贴于心脏区,然后以极其庄重的声音虔诚地说道:“我在这里郑重地宣誓,我发誓,我彻底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忠实和真诚地对加拿大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及其继承人效忠,我将忠实地遵守加拿大法律和履行我的职责,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加拿大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加拿大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和谐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恳请上帝帮助我。作为加拿大公民”。
 

《请出示您的护照》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是德国公民的消息正在微博热传,微博上已经有人强烈要求“德国公民张海迪”辞去中国残联主.席的公职,并大声质问张海迪:“到底是哪国人,请出示您的护照。”

同时大家也发出质疑: 一个主权国家的残联主.席为何由外国人来担任?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外籍官员?

【外国公民为何成了中国人大代表?】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赵本山,邓亚萍已入外国籍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不应当沉默,应当出面予以澄清,以正视听。像邓、赵一样混进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外国人还有多少?不难调查吧!

巴基斯坦11名国会议员因拥有双重国籍被取消资格。中国啥时候会对人大、政协大扫除,把里面那些"外国的"代表和委员彻底清理出去?尤其是十八大,党代表中有没有外国人?一定要鉴别清楚!




今天遇到一个英国人。
我问:你们的议会有外国人吗?
答:外国人不能担任议员。
我问:你们国家的官员可以把家人送国外独自在本国当官吗?
答:如有这样的官,媒体要乐晕了。
我问:你们官员可以偷偷在国外存款吗?
答:如发生此类事情,政府就麻烦了。
英国人惊讶地反问我:有这样的国家吗?



中国梦,梦之烂。一帮国际友人放弃了自己的国家,替中国人民执政把权当家做主,你说这到底是他傻而是你傻?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中国当代表,简直是联合国啊。这是对国人最大的讽刺!国之悲哀!民之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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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群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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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已连续七年提交关于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议案,一次次遭到无端否决。然而韩斗士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今年的人代会上,他再次“不知趣”地提出这一议案,结果对该提案的否决率竟高达99.99%。

99.99%,什么概念?我们不妨做做这道最最简单的算术题。今年,出席人代会的人大代表约2900位,按2900这个数字计算,99.99%的“人”投反对票,意即除韩德云君外,其余2899条“G”都对着韩先生狂吠。

官员主动申报财产原本天经地义。然而,在“特色”中国竟成了“大逆不道”、讳莫如深的事。天道何存,地理安在?!试问这些“代表”,当你按下否决键的时候,你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还是在助纣为虐???你还有一丝人性吗?还有半点良知吗?

99.99%,这个数字太具玩味了。樵夫亦有一个比99.99%还99.99%的数字。如果就官员财产申报的提案进行全民公决,投赞成票的决不低于99.99%,而是99.99999999..........%

就同一提案,99.99999999..........%的公民坚决支持,而99.99%的“代表”却大加反对。这些“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吗?否!他们已完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言行是反人民的,反人类的。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公敌。

樵夫自开博以来,文字方面,亦有所创新,如“疯年魔月”(参看我的博文《嫁祸——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三》)、“林林荆棘”、“总总磨难”(将成语林林总总拆开使用,参看我的博文《花甲秋梦》)等等。记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聪明的美国人针对亨利.福特的独裁、专制、残暴,创造出一新的词汇——Autocratic(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博文《Autocratic一词的由来——亨利.福特家族因人才得失演绎出的悲喜剧之二》)。樵夫亦想为2899条“G"公然违背民意,对韩德云的提案硬行按下否决键这出闹剧,创造一新的成语——犬群吠云。云,即令人尊敬的人民代言人——韩德云。但愿人们能记住唯一的人大代表韩得云这个或许流芳百世的名字,但愿我新创成语——犬群吠云,亦能在中国的语音文字中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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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郡名邑_——魅力宣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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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是我的故乡。宣城,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62年,即置县,始名爰陵,汉初更名宛陵,公元前109年,设郡,定名丹阳郡。隋代易名宣城,又改为宣州,南宋改宣州为宁国府。2000年,撤宣城地区改设宣城市,辖郎溪、广德、泾县、绩溪、旌德五县、宁国一市及宣州区。宣城,自古是上郡名邑。2000多年来,宣城曾是丹阳郡、宣城郡、宣州、宣歙观察使、宁国府的治所。在唐代国势鼎盛时期的开元、天宝年间,宣城还是江南西道(辖17州,辖区涵盖今日江西省、湖南省全部、安徽省、湖北省南部等地区)的治所。

宣城,自古鱼米乡,富庶甲江南。在安徽,素有“金宣城”之称,被历代官员视为肥缺。宣城的地理、资源、气候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享有“襟山带水之地,海陆丰饶之区”的美誉。宣城多山,盛产各种经济作物。众所周知,宣城是著名茶乡,其中《敬亭绿雪采制法》还被选作全国大专院校茶叶专业的统编教材。宣城的矿产资源亦非常丰厚,这在江南实属罕见。此外,宣城的土特产亦极有品味,芬香袭人的宣木瓜,早在唐朝,即被选为贡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留有褒评:“木瓜处处有之,而宣城者为佳”。宣城的木瓜曾在全国夺冠,特称宣木瓜。如今,我老家的“水阳三宝”早已闻名全国。特别是水阳干子(曹家喜家产的)在全国首届豆腐干节大赛中荣获金奖。

宣城,山川锦绣,素有“山水之郡”的美称。山,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江南诗山”敬亭山,有郎溪的以石奇、水秀、林幽著称的石佛山......水,有宣州区的中国鳄鱼湖,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扬子鳄自然保护区。有宣州区的“乱点翠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频生”(白居易诗句)的南漪湖,还有泾县的江南第一漂。此外,宣城,无山不洞,无洞不奇。著名的有宣州区的龙泉洞和广德的太极洞。龙泉洞,自《安徽龙泉洞》在国内外放映后,引多少海内外游客扼腕叫绝。龙泉洞,不仅有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还有令文人雅士驻足品味的墨香殿。至于广德的太极洞,多年来,借助冯梦龙的名人效应,早为世人称道。龙泉洞、太极洞无疑是中国东南第一、第二奇洞。但樵夫作为宣城人,得说句题外话,以正视听。多年来,太极洞一直被冠以冯梦龙所说的“天下四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说道:“从来说道天下四绝,却是:雷州换鼓,广德埋藏,登州海市,钱塘江潮”。然而,“广德埋藏”,并非太极洞,而是一子虚乌有的迷信之说。因为冯梦龙接着写道:“这三绝,一年止则一遍,唯有钱塘江潮,一日两番。”既然一年止一度,绝非一处所。所谓“天下四绝”之一,实以讹传讹耳!

宣城乃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星罗棋布。

宋代双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对姐妹塔,是一组全国罕见的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建筑,坐落在唐代建成的原广教寺中,既有唐朝风貌,又具宋代特色。整个塔身多用特制的佛像砖砌成。双塔第二层内壁上还砌有苏轼书写的《观自在菩萨如意陀罗尼经》的刻石。

谢脁楼。谢脁楼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四大名楼。谢脁楼,始建于南齐建武年间。1400多年来,经多次修葺,楼名亦屡屡更迭,先后被称之高斋{(谢脁太守在任时所建,系谢脁理事、起居之所)、北楼、谢公楼、北望楼、叠嶂楼、谢脁楼、古北楼......谢脁楼不同于江南其他名楼,不是一座孤楼,而是一古建筑群。其周围曾建有条风、双溪、怀谢等亭阁,如众星拱月。谢脁楼的人文底蕴丰厚。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者络绎不绝,吟咏者难计其数。仅录于清光绪县志的谢脁楼诗文就有130多篇。特别是李白,李白平生恃才傲物,所崇拜者,独谢脁耳,所谓“一生低首谢宣城”(清初王士祯的诗句)。李白曾多次登临谢脁楼,且留有多篇名作,如《秋季登宣城谢脁北楼》、《谢公亭》、《宣城谢脁北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白居易在宣城曾因临场作谢脁楼观感《窗前列远岫》一诗被时任宣歙观察使的崔衍破例举荐其赴京应试,得中第四名进士。直至晚年,远在千里之遥的白居易,对谢脁楼都难以忘怀,遂作《寄题郡斋》一诗。值得一提的是,谢脁楼的楼主谢脁还为后人留下《高斋视事》这一名作,这实在弥足珍贵。关于江南四大名楼,众说纷纭。南京的阅江楼、昆明的大观楼、江西上饶聚远楼、湖南新拱江芙蓉楼、广西容县真武阁,都试图跻身其中。“举贤不避亲”,樵夫以为,江南名楼中,第一名楼非人文含量最厚重的谢脁楼莫属。不幸的是,1937年因日机狂轰滥炸,谢脁楼顿时毁为废墟。令人欣慰的是,现已重建,遂使这座千古名楼再现于世。

中国第一风水宝地——江村。旌德江村,是历史文化名村。江村,系由宣城太守江淹(即那位”江郎才尽“的江郎)的五世孙江韶(风水学家)亲自卜地,举家由宣城迁徙旌德白地镇内建村族居,至今有近1400年的悠久历史。江村,山光林影,村内不仅古祠巍峨,牌楼林立,还有碧水荡漾的聚秀湖,加之狮山古庙和文昌宝塔,犹如西湖的灵隐寺和雷峰塔,故素有小杭州之称。江村,人杰地灵,1000多年来,孕育出众多英才奇士。明清两代,就出进士、举人200多名,仅民国时期,就出博士4人,其中社会党领袖江亢虎的博士衔系由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授予,并于1921年在莫斯科会晤过列宁、托洛斯基等。此外,还有民国代总理、北京特别市市长江朝宗、数学泰斗江泽涵、安徽省省长江绍杰......尤其江汉、江文敏父子二进士,江绍铨、江绍杰兄弟两博士,更为世人传为美谈。江村,还是江泽民的祖居地。

 绩溪龙川。绩溪龙川是一有着1678年悠久历史的古村落,是著名的AAAA级旅游景区。村中,有建于宋代的胡氏宗祠(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氏宗祠,巧夺天工,素有“江南第一祠”、“木雕艺术博物馆”、“民间艺术殿堂”之称。村里还有胡宗宪尚书府、明代奕世尚书坊。绩溪龙川,可谓人间仙境,村前有山,村中有川。还有设计别具匠心的龙堤、风街。村里胡锦涛祖父的故居保存完好,只是胡锦涛为人低调,从不对外开放。

宣城市的旅游景点举不胜举,网上列出的,就有八十几处之多,连宣城最古老的建筑,作为当年丁奉率十万大军围湖造田、开发惠民圩(即今日之金宝圩)的瞭望塔(周瑜、孙权都曾登临)的龙溪塔(建于赤乌二年,即公元239年,位于我的老家宣州区水阳镇水阳江江畔)都不在其中。

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的故乡。1000多年来,宣城的文房四宝都是精品、极品。据范文澜的《通史》记载,当年隋炀帝下江南时,宣城郡运往扬州的贡品全是清一色的文房四宝。尤其是宣纸,闻名于世。2009年,宣城的宣纸(指制作工艺)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安徽独此一家。

宣城,钟灵毓秀,代多闻达。1949年前后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只对安徽有如此佳评:“皖南多文秀,皖北多豪杰。”宋真宗称宣城为“文翰之地”。清朝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对宣城有“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之高评。“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某种意义上说,意即华夏人文之盛首宣城之谓也。自宋一千多年来,宣城籍的名人层出不穷,举不胜举。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区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宋诗“开山祖师”(刘克庄语)。《宋史》《梅尧臣传》载:“欧阳修与为师友,自以为不及。”至于陆游,则是梅尧臣的一位超级粉丝。在一部《剑南诗稿》中,陆游自称“学宛陵先生(即梅尧臣)体”、“效宛陵先生体”者,竟有八处之多。宋仁宗时宰相王曙看到梅尧臣的诗后则感叹:“自杜子美(杜甫,字子美)殁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至于苏东坡,则尊梅尧臣为恩师,且能成为这位”大贤“的门徒而荣耀。“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苏轼:《上梅直讲书》)。同样,王安石、司马光等对梅尧臣都推崇有加。常言道,文人相轻。然而,一个官不过五品的梅尧臣,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不仅正史为其作传,且备受政治、文史大家们的推崇,盖梅公大贤、大才之故耳!

梅文鼎,宣州区人,梅尧臣的后裔。中国历史上几百年出一个的科学大家,时与英国牛顿、日本关孝和并称的世界三大数学家。梁启超声称:“我国科学最昌明者,唯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梅文鼎冶中西数学于一炉,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他自27岁始,为守孝道(因祖父、父亲相继去世),放弃博取功名的科举考试而终身致力于数学事业,从而为中国的数学事业立下了一座座丰碑。梅文鼎著述极丰,共70余卷,其中10卷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并流传英、法、日等国。梅文鼎还创立了以他为主脑的宣城数学学派,即梅氏数学家族,祖孙五代,竟出现近20名数学大家,这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亦只有瑞士伯努利数学世家能勉强与之媲美。我国著名数学家严敦杰说:“在17至18世纪我国数学研究,主要为安徽学派所掌握,而梅氏祖孙为中坚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对梅文鼎古所未有的恩宠。康熙曾与梅文鼎在沧州龙舟中畅谈三日三夜,待以上上宾之礼。康熙不仅亲书“绩学参微”四字相赠,还赐梅文鼎长孙梅穀成进士出身,入值南书房。梅文鼎逝世,江宁织造曹頫(曹雪芹父亲)奉旨赴宣城主持葬礼并营造墓碑。在那个以为科学技术不足道的年代,一位科学人能受到最高统治者如此礼遇,不能不说是一段史无前例的佳话。

梅询,宣州区人,梅尧臣的叔父。宋代名臣,进士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其长子梅鼎臣“举进士,历翰林学士”,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父子两进士、双翰林。

梅光迪,宣州区人,梅尧臣后裔。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被胡适视为师友。1911年留学美国,毕业后进哈佛大学研究院,致力于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研究。回国后,曾任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英语系主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其间,又长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留美期间,曾与胡适就中国文学改革问题,多次进行长篇通信讨论,由此两个宣城人引发了一场白话文运动的佳话。20世纪80年代,台湾著名文学家张其昀教授在《梅光迪先生家书集.序》中写道:“宣城梅氏是中国族姓中实为最光荣之一。梅氏家风合文学与科学而为一,在吾国绝无仅有。“有关上述几位大家的详情,敬请参看我的续篇《华夏望族首梅家》。

胡适,绩溪人。著名学者、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考据学家、红学家......拥有36顶博士桂冠。与陈独秀同为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驻美大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39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蒋介石称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还力荐胡适竞选总统而自己则出任行政院院长,只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极力反对而未果。

任新民,宁国市人,我的母校——宣城中学的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副其实的“两弹一星元勋”。曾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是中国各型火箭、导弹、卫星研制的“总总设计师”。我并不怎么赞同什么“之祖”、“之父”之说,如果非得立一尊菩萨不可的话,那樵夫以为中国的“航天之父”,非任新民莫属。

吴潜,宁国市人。南宋著名政治家,一代名相,嘉定二年状元及第,曾两度拜相,先后晋封崇国公、庆国公、许国公,因贾似道等奸人的谗言又两次被罢相。吴潜与贾似道,如同岳飞与秦桧,大忠大奸,黑白分明。吴潜擅诗词,词风极似辛弃疾。

施闰章   宣州区人,进士、博学鸿词科双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讲,撰修《明史》,后转侍读。施闰章以诗著称于世。著名诗人王士禛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闰章)北宋(琬)右者。”施闰章还与同乡诗人高咏共创“宣城体”,主宰东南诗坛数十年。他还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恩师。

江泽涵    旌德县人,数学泰斗,中科院院士。1955年就担任首届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数学系主任,长期担任中国数学会第一副理事长,1983年改任名誉理事长。曾留学美国并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是将拓扑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江泽涵的纪念文集,书名《数学泰斗  世代宗师》,足见其在中国数学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还有明万历五年状元及第的宣州区人沈懋学、一代巨商绩溪人胡雪岩、曾会晤过列宁、托洛斯基的社会党领袖旌德人江亢虎博士、中华民国代总理、北平特别市市长旌德人江朝宗、红军新三人团成员之一、为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两度扮演关键先生的泾县人王稼祥、著名革命烈士宣州区人李求实......

当然,世人会提醒樵夫不要忘了还有两位九五之尊的人物,即各自连续两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旌德人江泽民、绩溪人胡锦涛。不过,江、胡二人,不是什么明君英主,不仅没有开创“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相反,邓江胡统治的四十年恰恰是中国五千年各级官员对百姓巧取豪夺、最最黑暗的年代。

三千年的文明积淀,三千年的代代传承。宣城的文化底蕴何其深沉,何其厚实。正如宋代苏为诗云:“若非翠露陶潜柳,即是红藏小谢(史称谢灵运、谢朓为大谢、小谢)家。”“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名不虚传耳!

宣城,还有我的母校、全国三十所全国重点中学之一——安徽省宣城中学,1955年高考,她创下华东区六省一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江西省及上海市)文科第一、理科第二的空前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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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主席的故里和邓小平的故里


告示

史无前例的堪称经典、楷模的七千人大会——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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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夫的按语

你了解七千人大会的真情实况吗?

你知道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刘少奇报告的初稿曾遭到绝大部分与会代表的反对而被彻底推翻吗?

你知道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违心重提毛泽东思想吗?

你知道刘少奇、邓小平称颂毛泽东,简直堪称圣人吗?

你知道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说,如果听毛泽东的话,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惨案就可以避免吗?

你知道林彪、周恩来那些集中反映与会代表共同心声的讲话内容吗?

你知道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吗?

你知道历史是如何被颠倒的吗?

想必未必!

奉劝天下反毛拥邓者:该闭嘴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官员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七千多人,故称七千人大会。对于七千人大会,由于“邓核心”的一手遮天,真相被掩盖了,历史再一次被颠倒。其实,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开创生动政治局面、堪称经典、楷模的一次会议。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简直成了观世音、救世主、真圣人,而刘少奇、邓小平却自毛泽东1953年退居二线以来,在政治上遭受第一次完败。然而这一切的一切竟鲜为人知。

一、刘、邓失算       弄巧成拙

多年来,人们对七千人大会的认知竟是刘少奇为民请命、向毛泽东发难。谁曾想,不可一世的刘少奇、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一直处在被告席上。历史又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1959年第四季度,中国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粮荒。北京告急:只有七天粮了!天津告急:只有十天粮了!上海告急:已无粮食库存!鉴于如此严峻的粮食形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忧心如焚。当年周恩来被称为“调粮总指挥”。一次他去江西调粮,江西省委宴请,周恩来竟说:“我干一杯,你们就上缴一亿斤粮食,连干三杯,就上缴三亿斤。”1961年11月10日,邓小平特地把各大区书记找来,跟这些大员摊牌,提出120亿(底线)、150亿、180亿的盘子。大家面面相觑,一片沉默。最后,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打破了僵局,接过150亿的盘子,然而再三声明“不敢打包票。”陶铸则提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请”到北京来,给他们下硬指标。邓小平欣然同意。毛泽东与闻其事,提议干脆把全国的县委书记一同请来。刘少奇、邓小平亦未表示异议。

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想把县委书记们请来,请君入瓮,借批判地方上的分散主义之名,既能推卸他们酿成饿死人事件的罪名,又能向他们下达调粮指标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的鬼蜮伎俩,毛泽东洞若观火。多年来,不论在政治局,还是在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一直处于弱势,如今来了几千名对共产风、浮夸风深恶痛绝的县委书记,简直是勤王救驾!他成竹在胸,终于打出一副绝佳的好牌,史称“变局”。

二、毛泽东一着好棋,大会顿时变局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报告,是由邓小平组织班子起草的,报告分三部分。当毛泽东看到经邓小平审阅过的这个报告后,很不满意。然而此时距刘少奇作报告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天。毛泽东便提出刘少奇的报告推迟三天再作的建议。几个小时后,毛泽东断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各与会代表,分组讨论三天。

1月12日,与会代表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代表们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尤其对反对分散主义这一条,极为不满。更严重的是,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七千余名代表的共同心声。其实,这已不是什么意见不意见了,而是公然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挑战。刘少奇、邓小平要反对地方上的分散主义,意即饿死几千万人,得由地方各级官员买单,他们能答应吗?!他们能不拍案而起吗?!这种嫁祸于地方的滥报告能不激起众怒吗?!反对分散主义,如同一根导火索,大有炸毁会场之势。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决定顺应会议的潮流,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并决定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毛泽东断然决定,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这就从根本上对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提出了挑战。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一句代表们逢人便说的重要话语被雪藏半个多世纪。这就是“英明的毛主席又回来了”,恰似当年毛主席被撤销前委书记而又被重新请了回来。对于毛泽东的出奇制胜,刘少奇、邓小平是始料未及的。他们压根儿不曾想到原本批判地方主义的大会竟变成地方大员们的出气会、控诉会。应当指出,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多年来我党不曾有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调侃七千人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姚立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不得不哀叹:“这是毛泽东的一种谋略。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这件事”。这是自毛泽东1953年退居二线以来,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上的第一次完败。(以上有关内容均引自《凤凰大视野》栏目《七千人大会始末》)

三、林彪千呼万唤始出来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多年来一直被当作负面资料,其实,林彪的讲话,代表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林彪原本不想讲话。吴法宪回忆说:“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

林彪说:“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这是林彪首次公开批“左”,博主注),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12页)

多年来,林彪的讲话饱受官方非议。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今天看来,林彪的讲话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是受到七千人大会绝大部分与会人员的追捧的。就连著名的反毛学者、《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的作者张素华女士都不得不承认:“当时很多人认为林彪的的讲话很好,例如东北有人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会上还有不少人反映,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还有人说,林总的报告,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明镜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188-189页)

四、周恩来的良知未泯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检讨次数最多的莫过于周恩来。周恩来,风度翩翩,丁玲、韩素音等著名女性心目中的圣贤。然而,周恩来却是一地地道道的滥小人,有时,他连半点自尊都没有。且听听周恩来的自白,周恩来在深挖犯错误的根子时说:”最主要的是思想上没有入党,我在党的历史上是官大、名声大,但对党的贡献不大。反过来,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官不大,但对党的贡献最大。1931年我进入中央苏区和毛主席一起工作,他对我的帮助很多,但我却跟着王明路线走了,就是没有解决真正公心的问题。王明这棵树比毛主席粗,他有势力,有后台,而毛主席没有。我的奴性在作祟,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政治上嚇唬我,拉拢我,我就逐步地陷入了。“(程光:《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1页)周恩来就是这种”在政治上选择‘大腿粗’的政治强人。“(陈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新湘评论》,2010年第19期)不过,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不同于往常。他是在忏悔,在赎罪。周恩来说:”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就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9-110页)当彭真心怀叵测地要毛泽东承担一些责任时,“中央负责人中,周恩来首先对彭真的话表示了不满。”(钱癢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版第93页)

林彪的讲话和周恩来的讲话有一共同点,即饿死人事件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从根本上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结出的恶果,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主持在具体执行中犯下的滔天大罪。樵夫曾说过,世上难道有人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说三道四吗?!大跃进不等于“浮夸风”!大跃进何罪之有?!人民公社不等于“共产风”!人民公社何罪之有?!罪在刘少奇、邓小平全然把毛泽东的多次警告当耳边风而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可悲的是,在中国的学者中,又有几人能将“三面红旗”与万恶的”浮夸风“、”共产风“予以理性区分?!

关于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连著名的反毛学者司马清扬都不得不承认:“这说明周恩来与林彪的讲话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都代表了当时与会人员的主流思想。”(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187页)

五、至今被尘封、雪藏的毛泽东的“救世主”的形象

只要一提起七千人大会,世人都会人云亦云地津津乐道于什么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你我都要上书的(你,指毛泽东)“之说,从而人们似乎以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为民请命,向毛泽东发难,甚至胁迫毛泽东下”罪己诏“。实在令樵夫啼笑皆非。其实,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俨然被奉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救世主。故当彭真在竭力称颂”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司马清扬、欧阳龙们:《新发现的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时,连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都一反常态,当即打断了彭真的话,第二天,陈伯达更是对彭真指名道姓地批评:“你昨天说这个话值得研究,怎么我们干了乱七八糟的事,都要主席来负责呀?实际上你是违背主席思想的。”(引自《凤凰大视野》,《七千人大会始末》)至于县委、地委、省委书记们,他们可知根知底,是不容你彭真忽悠的。殊不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们都是烂熟于心,还有那个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重申的耳熟能详的“四、五、八”(即淮河以北、淮河以南、江南通过十二年的奋斗,粮食亩产分别达到400、500、800斤)。他们更不会忘记就在你刘少奇于1959年4月28日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二天,毛主席给省、地、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中的那些话:“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如今,几千万农民同胞活活饿死了,正如您老人家所说的,全都因为“高指标、高征购”啊!思前想后,与会代表们,只要有点良知,能不打心眼里崇敬毛泽东,能不把毛泽东当作救世主供奉吗?!故“当大会的初稿发到与会人员手中时,许多人表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缘何”体会不深“,”重视不够“?盖毛泽东已大权旁落,惧怕刘少奇、邓小平的淫威耳!博主注)。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谁之罪?刘少奇、邓小平也!博主注)。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正因为”相当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刘少奇的讲话初稿,被彻底推翻。这就是所谓的”变局“。博主注)。(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67页)鉴于刘少奇的讲话初稿触犯了众怒,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作退守,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正确。经修改的刘少奇报告特地加写了这一内容:”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187页)各位看官:刘少奇所说的这一席话隐含了一惊天结论:即如果当年听毛泽东的话几千万农民同胞活活饿死的悲剧即可避免,毛泽东功莫大焉!邓小平这个巧伪人在大会期间亦说过:“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说:你们这个报告(指重新修改后的报告,博主注)把我写成了圣人(能让几千万人幸免于难的人,就是人类历史是的第一圣人。博主注),好像我没有错误,圣人是没有的,错误人人都有,不要怕说我的错误嘛!”(引自《凤凰大视野》,《七千人大会始末》)刘少奇、邓小平对毛泽东作出如此评价,你尽可想象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是如何受到与会代表们的拥戴情景了。

然而,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出于做贼心虚,七千人大会的真相被雪藏了,毛泽东的“救世主”、“活观音”、“真圣人”的形象被雪藏了。更可恨的是,二十年后,邓小平在中国主演了一出翻案复辟的闹剧,竟把饿死人事件归罪于“三面红旗”,归罪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天下竟有这等卑劣小人。然而,邓小平只能欺骗于一时,不可能欺骗于永远。须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千人大会的档案资料都在,更有那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是销毁不了的,在《人民日报》上,可留有你邓小平大量大刮浮夸风、鼓吹共产风的罪恶言论,还有那两幅遗臭万年的照片(一张是与亩产万斤粮的有功人员的合影,一张是站在亩产11万斤的稻穗上的那个可恶的小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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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新浪网《系统通知》并告各位博友、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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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博友、网友:

最近,我的七、八篇博文“不翼而飞”,才想到《系统通知》。现将《系统通知》的有关内容转发如下:

【通知】亲爱的新浪网友:                                                                             2015-06-02  15:03

您的文章《千刀万剐钱学森——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九》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通知】系同一格式,故下文一些无关紧要的文字略去。博主注)

你的文章《罪魁周恩来——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六已被管理员移到回收站。     2015-06-02 -14:59

您的文章《罪魁周恩来——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六》已被删除。                       2015-06-02-14:57

您的文章《鲜为人知的周恩来的又一罪证——《伟大的十年》——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七》已被删除。2015-06-02-14-49

 

您的文章《一息尚存   战斗不止》已被删除。                                                     2015-05-25-10:46

您的文章《致巴国布衣1938等博友、网友》已被删除。                                      2015-05-25-10:46

您的文章《人类空前大劫难的元凶邓小平——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八》已被删除。2015-05-25-10:45

你的文章《醒醒吧        沉睡的中国人》已被删除。                                               2015-05-17-13:50

您的文章《醒醒吧        沉睡的中国人》已被删除。                                                2015-05-03-16:14

您的文章《醒醒吧        沉睡的中国人》已被删除。                                                 2015-04-30-16:20

您的文章《温家宝家人巨额财产案焉能不了了之》已被删除。                                  2015-04-17-13:54

您的文章《温家宝家人巨额财产案焉能不了了之》已被删除。                                  2015-03-05- 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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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博以来,我的多篇博文遭无端删除,其中有关饿死人事件的十篇博文除前不久发表的《之十》外,无一幸免。其中,《人类空前大劫难的元凶邓小平——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八》一文先后被删除六次。该文于2014年6月30日凌晨第一次遭封杀,当时已被转载267次,已被点击1000多次、点评100多人次。就在被封杀的的前一天,即6月29日,一天就被转载35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浪网显示我的博文的好评率90%,现为88%。

我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我撰写的博文引用的资料都有出处,每篇博文都把它当作一道数学命题来做。就饿死人事件这一世纪话题而言,作为一位研究者,我有我的优势,我生活在饿死人事件的重灾区安徽宣城,我是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大言不惭地说,我的研究在中国或许是最系统,所持观点又最贴近历史真相的。我不想在社会科学领域成名(我曾对王立群三次说“不”,那只是偶看《百家讲坛》的随笔,如同于庚哲首秀《百家讲坛》便被我逮个正着一样),我在自然科学领域已是一成功者。是科学的良知不容我袖手,不容我沉默。我废寝忘食(几乎每天凌晨3点才下网,只睡三、四个小时,连网管都曾劝我注意休息)地撰写饿死人事件等系列博文,旨在在这些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特别是在饿死人事件上,官方肆意颠倒黑白,竟把救世主毛泽东诬陷成罪魁祸首。是可忍,孰不可忍?!居士只是为把饿死人事件的真凶一一押上历史审判台,以告慰几千万饿死冤魂的在天之灵,尽一点绵薄之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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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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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才发现,我的《人类空前大劫难的元凶邓小平》、《罪魁周恩来》、《鲜为人知的周恩来的又一罪证——<伟大的十年>》、《致巴国布衣1938等博友、网友》、《醒醒吧    沉睡的中国人》、《一息尚存  战斗不止》、《千刀万剐钱学森》等七篇博文竟“不翼而飞”,更可恼的是我刚刚为此撰写的博文竟胎死腹中,不仅博文发不出,连草稿都被速杀。对新浪网的如此强盗加刽子手行为,樵夫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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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是宣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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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获悉有关江泽民的信息,来自《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简历。关于江泽民(当时已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这份简历,有两处樵夫不以为然。一是江泽民的出生年月是1926年8月17日,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填年月而没有“精确”到日期。作为一名最高领导人,公开自己的出生日期,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一大忌,更况太上皇邓小平还活着。二是那个“扬州人”。

江泽民是扬州人吗?否!若说江泽民的籍贯是扬州,樵夫可以勉强认同。若说江泽民是扬州人(如今江泽民、江泽惠甚至他们的老爸江上青都被说成是扬州人)就大错特错了。

1998年1月,香港《广角镜》曾刊登《江泽民家谱溯源》(其实,该文并未涉及问题的要害)一文,顿时在海内外引起反响。不久,江泽民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香港记者问道:“国内媒体刊登您的籍贯是江苏扬州,而海外媒体刊登您的祖籍却是安徽旌德江村,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江泽民笑道:“这篇文章我已看过,写的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然而,此后有关江泽民的简历,还是当年那个版本,依然是“扬州人”。这或许是因为江泽民至高无上,他的话,金口玉言吧!就这一点而言,江泽民就不如胡锦涛了。胡锦涛的堂哥胡锦江说:“胡锦涛上小学时,曾在履历表籍贯栏中填过泰州,受到父亲指正后,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填安徽绩溪。”后来在一次团代会上,胡锦涛对来自安徽的代表说:“我也是安徽人,我是绩溪人。”同样,胡适出生于上海,却不是上海人,因为他的祖父出生于绩溪。众所周知,胡适的安徽情结特深。他对19世纪安徽婺源划归江西,终生耿耿于怀,而对婺源人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返皖运动”(仅涉及婺源人是江西人还是安徽人,婺源人实在在乎他们是何地人)则津津乐道。

其实,香港当年刊登的《江泽民家谱溯源》并非什么惊天爆料,因为江泽民以及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尚未入谱(在中国,修谱是大事,间隔期通常都在100年以上),故压根儿不能证明江泽民就是江村人,只能说明江泽民的先人居住在江村,仅此而已。这只能忽悠忽悠老外。某人何地人?这只涉及祖籍。祖籍不同于籍贯。籍贯,带有某种户籍的含义,故籍贯可以指祖籍,亦可指某人出生的地方。然而,出生何地与何地人则风马牛不相及。在外省市产下的婴儿,就不能说成是该产地的人。国内如此,国外亦然。我的小外孙孟子洛2012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即使多少年以后,入了美国籍,他也是美籍华人,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按照中国的传统,判定某人何地人,亦有严格的界定,就是祖籍。你的祖父,出生在何地,你就是何地人。江泽民,究竟是旌德江村人,婺源江湾人,还是河南民权江集村人,扬州江都人?樵夫经查证,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出生于江村,后随父亲迁至江都县仙女庙。即是说,江石溪出生于旌德江村,而不是扬州江都。江泽民就是旌德江村人而不是扬州人。看来,某些人连同他们的智囊团都该补一补一些常识课。江泽民、江泽惠不仅都自称扬州人,还把“扬州人”强加给他们的老爸江上青。若江石溪、江上青及江泽民的列祖列宗地下有知,该如何训斥这两个大不孝子女啊!

由此看来,江泽民是江村人,是白地镇人,是旌德人,当然也是宣城人。说江泽民是宣城人,相对而言,更为贴切、规范。一是因为宣城是大市,知名度相对高一些,易为外省市人所知晓,如同江泽民自称扬州人,而不是仙女庙人、江都人。李白死于当涂(在唐代,当涂属宣城郡辖地),胡适则说成死于宣城。二是江村与宣城的历史渊源实在太深。江村的先祖,那位江郎才尽的河南人江淹仕途的终点站就是宣城(出任宣城太守),江村的始祖江韶(江淹的五世孙,著名风水学家)是宣城人,江村的先人在宣城生活了100多年,然后由宣城举家迁徙至旌德建村族居的。

樵夫乃一狂生,之所以撰写此文,旨在考证。我并不因为宣城出了两位总书记而有半点虚荣。就这一点而言,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心态似乎比胡适平和一点。胡适之所以对婺源划归江西恼恨不已,盖婺源出了个朱夫子朱熹。从此,胡适少了个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徽州老乡,能好受吗?!江泽民,胡锦涛,彼人也,予人也,干我何事?!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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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在宣城(一)——魅力宣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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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钟灵毓秀。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多少人杰成就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书写着他们的大写人生。

一、李忠大治丹阳郡

李忠,东汉开国名将,曾任右大将军,封武固侯。李忠,忠义、廉洁,公而忘私,故刘秀曾解下自己佩带的绶带,亲自为他系上,后又当着文武大成臣的面竟把自己心爱的大骊马及绣被衣物赐予李忠。天下平定后,李忠任丹阳郡太守。当年,丹阳郡(治所在宣城)依西汉制,辖宛陵(今安徽宣城)、溧阳、丹阳、故鄣、于潜、泾、黝、歙、陵阳、芜湖、秣陵、湖熟、句容、江嵊、春穀、石城等十六县。他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坚持以农为本,激励农民开垦荒地,使大批因战乱的流民纷纷回原籍定居。据历史记载,仅仅三年,不过630万人口的丹阳郡的入籍流民就多达5万以上。李忠不仅大抓农业、手工业,还注重开发民智。据《后汉书》《李忠传》记载:“建武六年(即公元36年)迁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李忠大力办学,实乃惠及千秋万代之善举。经“三公”综合考评,李忠因善于管理,业绩突出,被举为全国第一郡守,受到光武皇帝刘秀的褒奖。李忠大治丹阳郡,无疑对日后江南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范曄在宣城作《后汉书》

范曄,南朝宋时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吏部尚书郎,后因触怒彭城王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曄贬官宣城,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宣城,人杰地灵。他理政之余,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写成十九卷史学巨著《后汉书》。其实,在范曄之前,已有十多本后汉史书面世,尤以蔡邕等人历经百余年完成的第一部官方编修的纪、传、表、志俱全的《东观汉记》最为著名,已被人们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然范书一出,各种版本的东汉史书,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唐代著名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值得一提的是,他第一次在史书,独立《文苑列传》,首开倡导重视文学之先风。这部二十四史之一的名著编撰于宣城,对于以后的”江左人文之盛首宣城“无疑不无重大影响。范晔后因参与一未遂的宫廷政变而遭杀身之祸,死年仅46岁。

三、杜甫首称谢脁谢宣城

谢脁,南朝齐时著名诗人,公元495年出任宣城太守,史称谢宣城。在宣城任期内,他“视事高斋,吟啸自若,而郡亦治。”谢脁在宣城任期虽不过两三年,但现存的诗篇有四分之一作于宣城,故诗集名《谢宣城诗集》,而收录于《谢宣城诗集》中的宣城诗则占三分之一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谢脁太爱宣城的山山水水,爱得简直有失偏颇。”在谢脁的视野中,宣城的清嘉山水,一一可为诗料,不假外求了。至于与宾友联吟,也是以歌咏宣城山水为主“。(茆家培、李子龙主编:《谢脁与李白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12页)他的诗,史坛称有“继汉开唐之功”,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沈约称谢诗为“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而李白则“一生低首谢宣城”(摘自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诗句),杜甫自谓“诗接谢宣城”。(“谢宣城”之首称,即出自此处。博主注)“继汉开唐”,谢脁的诗,对成就李白“诗仙”、杜甫“诗圣”、白居易“诗魔”,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成就“宣城自古诗人地”(桐城派领袖姚鼐对宣城的褒评。博主注),成就宣城“诗城”、敬亭山“诗山”的美名,同样有着重大影响。谢脁后因拒绝参与一宫廷政变、反遭诬陷,被下狱而死,死年仅36歳。

四、李白情系宣城,最终醉死宣城

李白,对宣城有一种特别的情结。他曾七次寓居宣城,视宣城为故乡,且留下“我家敬亭下”的诗句。这里,有他“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有他“一生低首谢宣城”的谢脁的多多遗迹、游踪。李白来宣之前,曾收到时任宣城郡长史的从弟李昭的邀请信:“宣州自古名邑上郡,星分牛斗,地控荆吴,为天下之心腹,实江南之奥壤。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丰......弟佐此郡,政清且闲,每登高斋(即谢脁楼),时游敬亭。临风坏谢之章,舍兄其谁哉?”李白闻此,便水陆兼程,来到令他梦牵魂绕的宣城。诚如李昭所料,李白来宣后,登高斋、游敬亭,临风怀谢,歌咏宣城的青山秀水,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在宣城,李白单就咏及谢脁的诗篇就有十一首之多。李白在宣城的诗作不乏千古绝唱之作,如其中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等名句的《宣城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敬亭山独坐》等。李白热爱宣城的山山水水,热爱善良质朴的宣城人,更仰慕他的偶像“千古一相接”的谢宣城。李白晚年,因慕谢家青山,遂产生“终焉之志”,最终定居在宣城,长眠在宣城(当涂在唐代属宣城郡。博主注)。李白死于宣城,死于醉酒,这一点《旧唐书》《李白传》说得很分明:“白在宣州谒见(谒见永王,博主注),遂辟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李白死后,原葬于当涂龙山东麓,五十余年后,李白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任宣、歙、池观察使,,他按李白生前“悦谢家青山”(青山,又名:谢公山“,谢脁任宣城太守时,曾筑室于青山之南,常来遨游吟咏,李白亦曾多次来青山凭吊谢脁的故宅。博主注)的遗愿,将李白墓迁至青山之南,终于使得李白死后能与谢脁故居为邻,果真“千古一相接”。这不能不说是古代文坛一佳话。李白七游宣城,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诗篇,更留下了李白的诗魂。1937年5月28日,陈毅离开我的家乡金宝圩刁弯时,吟赋《由宣城泛湖东下》七绝一首:”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五、韩愈学成于宣城

韩愈,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称他为“文章巨公”、“百代文宗”。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杜牧称“杜(杜甫)诗韩(韩愈)笔”。韩愈,出生于河南,却成长于宣城、学成于宣城。他三岁而孤,因长兄韩会早逝,则由长嫂郑氏抚养。因韩氏祖上有田园别置于宣城,十三岁时,随郑氏来到宣城。韩愈天资聪颖,又来到文风昌盛的宣城,简直如虎添翼。他居室苦读,悉心攻文。他自己亦说:“避地江南(即宣城),专于讲习。”终成大器。后在宣城首次参加科举考试,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第四次进京,终进士及第。韩愈,视宣城为故乡。特别是在他晚年,不辞山高路远,又来宣城,且不愿返里,还在敬亭山筑室而居。他曾寄诗示侄儿韩爽:“宣城去京国,闾里故依然。””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连。“(《示爽时之宣城》)朱熹《韩文考异》云:”愈有别业在敬亭“,即指此事。可见韩愈对宣城多么深厚的情结。宣城人为纪念韩愈,有的树碑,有的立庙,有的建祠。我们陈家村人供奉的就是韩愈,尊他为“文公菩萨”(因韩愈死后,諡文)。如今韩愈的金身就端坐在我老家紧隔壁的陈家村的公堂屋中。有趣的是,2011年清明节回家祭祖,我们为公堂屋捐赠500元,我的大女儿、(当年已35岁,不曾怀孕)大女婿虔诚地跪在文公菩萨面前许愿,2012年8月3日(亦是我的开博日)竟生下我们可爱的小外孙孟子洛。

六、宣城——白居易人生曲线一拐点

白居易,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少小就饱受战乱之苦,有时甚至过着“索米丐衣于邻郡邑”的生活。他亦曾怀揣自己得意的诗作,当然其中有他16岁时使其一举扬名的《赋得古草原送别》(中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佳句),到处走门子,找路子,然而时过十年,终不见被人举荐。直至他已28岁时(公元799年),在他的时任宣州溧水县令的叔父季康和时任绕州浮梁主簿的大哥幼文的双双引介下,来到宣城,拜见了当时的宣歙观察使崔衍。崔衍慧眼识珠,就在这年秋季直接举荐他在宣城参加”跨学区“的州试。州试结果,他与一名宣城籍的秀才侯权,录取为应贡进士。贞元十六年即公元800年春,白居易离别宣城,赴京应试,中第四名进士。按时俗,他先回祖籍太原,然后回到宣城。一回宣城,便写下《叙德书情四十韵》,中有“身忝乡人荐,名因国士推......扶摇重即事,会有答恩时。”他感恩“国士”崔衍,感恩“乡人”宣城人,并因占用宣州一宝贵的应贡进士名额而有“忝”感。宣城,无疑是白居易人生曲线的一个拐点。倘若白居易不曾来过宣城,不曾得遇他的恩公崔衍,他的人生就会改写了。故白居易时常怀念宣城。在他69岁高龄时任太子少傅时,都怀念宣城,怀念令他刻骨铭心的在宣州参加州试的场景。他的《寄赠郡斋》诗云“......无复新诗题壁上,虚教远岫列窗间(当年州试题为《窗中列远岫诗》,”窗中列远岫“系谢脁《高斋》中的诗句,博主注)。再喜宣城章句动,飞觞遙贺敬亭山。”他对宣城的眷念之情,跃然纸上。白居易寓居宣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里,白居易备考之余,深入田间、作坊,体察民情,写出一些现实主义的不朽诗篇,如《紫毫笔》、《红线毯》等。特别是《红线毯》堪称《卖碳翁》的姊妹篇。白居易在《红线毯》中呼号、呐喊:“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总之,白居易28岁时的宣城行,不仅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作为一位普通诗人转型为现实主义诗人,亦是从宣城起步。

 

我的下篇博文《外地人在宣城》(二)内容提要:

1、杜牧在宣城的六年幕僚生涯及其风流韵事

2、沈括在宣城撰写“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

3、文天祥在宣城作《劝农歌》

4、章伯钧、恽代英、萧楚女执教于宣城中学

5、王羲之的宣城梦

敬请期待,谢谢!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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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才发现,我的《人类空前大劫难的元凶邓小平》、《罪魁周恩来》、《鲜为人知的周恩来的又一罪证——<伟大的十年>》、《致巴国布衣1938等博友、网友》、《醒醒吧    沉睡的中国人》、《一息尚存  战斗不止》、《千刀万剐钱学森》等七篇博文竟“不翼而飞”,更可恼的是我刚刚为此撰写的博文竟胎死腹中,不仅博文发不出,连草稿都被速杀。对新浪网的如此强盗加刽子手行为,樵夫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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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瞿秋白同怀合一与高尔基“义结金兰”羞煞刘、关、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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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秋天,某鲁迅研讨会在我市(县级市)召开。一天,分管文、教、体、卫的N市长邀我共赴晚宴。开宴前,文教局徐局长请N市长致词。酒过三巡,徐局长大声提议:“请江南才子、我们的C市长清唱京剧杨派名段《文昭关》!”我只得起身:“我不是什么才子不才子。瞿秋白自称一‘半吊子文人”,我C某充其量不过一半吊子理工人。既然徐局点了我的将,我就弄斧班门了。因感冒,我看清唱就免了。既然是鲁迅研讨会,我只说一句与鲁迅多少有关的话。我亦有个小小的要求:缘何如斯说?若有人能说出个道道,C某饮酒三杯,否则,敬请诸位满饮一杯。“”好!洗耳恭听。“我调慢了语速:”鲁迅、瞿秋白同怀合一与高尔基‘义结金兰’羞煞刘、关、张。“

此言一出,乱哄哄的宴会厅顿时沉寂下来。只见有的面面相觑,有的交头接耳。约两分钟后,我作一提示:“这与他们的年谱有关。“见还是没有人回答,便问:“鲁迅何时去世的?“有人答道:”1936年10月19日。“”瞿秋白、高尔基呢?“见大家默不作声。便说:“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的,高尔基于1936年6月18日作古。取鲁迅去世的年份1936年和瞿秋白就义的日期6月18日,恰好是高尔基逝世的日子——1936年六月18日。真谓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同怀合一,取自鲁迅赠瞿秋白的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引自清人的诗句。众所周知,鲁迅与瞿秋白同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两大旗手,同为四大文豪(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之一,而高尔基则是前苏联的文坛泰斗。鲁迅与瞿秋白的革命情谊极富传奇色彩,伯牙子期之交,管仲叔牙之好弗如也!故有‘鲁迅、瞿秋白同怀合一与高尔基‘义结金兰’羞煞刘、关、张’之说。这或许有点牵强附会,权作酒后一笑谈。干杯!“

此时,宴会厅一片喝彩声:好!高!妙哉!Wonderful......一位年长的学者来到我面前:“市长大才!老朽与其佩服您的学识、口才,毋宁说为您的惊人的记忆力和联想的睿智所折服。”“不敢当!我只是为助酒兴,信口说说而已。倘若果真有点趣味,亦是愚者千虑,偶有一得罢了。干!”

 

居士后话:这原本是我开博后的第一篇博文。今(恰逢瞿秋白就义80周年)稍作修改并添加一些当时的细节,重新发表。这毕竟是我人生一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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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邓小平纪念馆里的经典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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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纪念馆里的经典留言
 薄一波:“我总算看明白了,邓小平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
   一直找你找不到,满腔怒火不知道对谁发,.苍天啊,大地啊,这是哪位天使大姐这么为老百姓考虑啊,把这个东西又给挂出来了,知道我好久没有练沙袋了。感谢啊!

  原来江青是你暗杀的,从这一点来看,你就是一个连牲口都不如的小人!主席在世你摇尾乞怜象条哈巴狗,主席不在世了你变成狂犬疯狗,把人家寡妇往死里整。 你这德性,十足一小人。

将来我死了以后,到地狱也和你干,干一个千秋万代!

到你这来转一圈,我都替你感到丢人,看看把自己都活成啥了,全是挨骂的话,真丢人!

自古朝中多奸臣,赤色政权未脱尘,谁知希贤造登峰,千古绝唱此小人!

民族罪人,遗臭万年;邓复壁,胡乱邦,万单干,猪下岗。一群王八蛋。

长征跟着走,抗日不出手,中原靠刘帅,解放推牌九。

张口人民是爹妈,却让爹妈尽伤疤,有朝一日爹妈怒,挥刀执棍把儿杀!

以钱为纲,交管嘴张,专咬百姓,罚款如抢! 市场经济,金钱主义,公变私有,认钱为丈! 无知无知,可耻可耻,专门要钱,就不要脸!

你的子孙后代一定会不得好死的!因为你太坏了,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败类!

阴奉阳为不足夸,妖魔鬼怪害万家;毛公仙逝此人在,难道老天灭中华?

五矮身材南巡日,半截理论祸中华!

以人民的名誉判你永世不得翻身。看你还翻案不?

从小邓的不诚实繁衍了中国官场的大无耻!

有了你,才有了今天的贪官污吏!有了你,才有了今天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有了你,才有了今天的黄,毒,赌!

猫论不除、国无宁日!特色不批、人民受罪!

你能咸鱼翻身,不是你的本事,是毛主席太慈悲了,总想改造你,让你能为人民做点事,但他不知道,魔永远是改造不过来的!

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了让你龌龊的形象和主席比肩,竟然用13亿人民和他们的后代垫脚,你这家伙只有下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

你政变关押了无产阶级代理人,用你的狗屁“拨乱反正”放出了地富反坏右。这只是你反革命的嘴脸。接下来你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奸:强奸社会主义为“特色”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强奸昔日的主人翁是懒汉砸三铁;强奸民意自已搞代表私分人民财产;强奸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等等,你罪恶滔天。謦竹难书!

其实你挺合适的,虽然挨了这么多的骂,但是,你能够千古留名,万代子孙都知道一个最无耻的人,一个最狠毒的人,一个最没有道德的人,一个最下流的人,一个最阴险的人,一个最会耍两面派的人,难道你不比别人幸运吗?

小人,连真假拥护你的人除了开始几个来赞你,现在没一个敢来看你了,尤其是那些非毛反毛者也不敢到毛那里去丢丑了.你去毛主席那看看,全是赞美想念他的人,你全是被唾骂的,知道有今天吗?你也配对毛主席说三道四,不知自己斤两,还敢说毛主席晚年犯了多大错误,打倒你批斗你就叫错吗?你说错就错了?你说自己是第二代实际核心羞不羞啊,得不到崇拜就反对对毛主席的崇拜,崇拜是自己搞出来的吗?假如真良心发现就去拜一下毛主席.不过对你这种一再骗主席的人,不知主席是否会接受!

你才死十多年就成千夫指唾沫者淹得死,儿孙没脸活在世!毛主席逝世三十多年了,想念他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在阴间里明白了吗?毛主席代表绝大多数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而你只为自己,只代表一小撮,心里有鬼经常搞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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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山村孤儿同圆大学梦—— 一则今日中国大视野中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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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几百万学子翘首以盼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发放。然而,亦有数以万计的农村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正为高额学费而愁眉不展。君不见十几年来,有多少因难以筹措高额学费而不得不弃学的农村学子?又有多少兄让弟、妹让姐的悲情故事?这不禁使我想到我高中的三位既不幸又万幸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来自三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的这三位同学沙荣泉、冯玉祥、张进(高中时,原名张啟少)有着同样的不幸遭遇。他们的父母于1959年12月-1960年2月统统被活活饿死,成了孤儿。当时他们都是宣城中学初一的学生,才十三、四岁。若在今天,他们无疑会成为可怜的失学孩童,将不幸进行到底。然而,靠人民助学金,他们不仅完成了初中的学业,且考取宣城中学高中部。须知1962年能考取宣城中学,远比当下高考考取一本还难啊!这是宣城教育史上唯一一次不填志愿的中考。近百万人口的宣城县,当年只有宣城中学招收100名新生。故当年宣城县有十几所初中在中考中被理了个光头。1962年,在中国能考取高中,实属不易。1970年前后,《参考消息》披露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条消息:全世界高中毕业生的质量最高的莫过于中国65届的高中毕业生。1965年高考,沙荣泉、冯玉祥、张进又分别考取北京工业学院(即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安徽大学。

三个山村孤儿同圆大学梦,或许一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为居士在编织一则古老的童话。在你们看来,这分明是天方夜谭啊!对于你们的质疑,居士理解。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年代,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教育而言,相对比较公平。教育免费啊!因而很少有失学儿童。一些名牌大学,多半都是工农子女。试看当今的清华、北大的学子,有多少来自穷乡僻壤的山村?更不待说那些山村孤儿了。

如今我的三位同班同学都健在,各自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都是与居士过从甚密的朋友。

我还得特别提及我的挚友沙荣泉同学。2006年10月我们回母校参加宣城中学100周年庆典活动。他悄然与校方签订了一份资助宣城中学四名优秀毕业生完成大学学业的合同。沙荣泉,197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空军部队,后转业来到北京一家军工企业。1996年,我去过他的北京的家。他不是什么大款,缘何能如此慷慨解囊?盖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他深知,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的今天。是人民养育了他,他要报效祖国,回馈社会。

我怀念毛泽东主脑社会的那个美好年代(敬请读者注意,居士在这里不笼而统之地提毛泽东时代和前27年,因为在那27年中,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奸乱政、祸国殃民的几年,有毛泽东大权旁落的几年。关于所谓时代的划分,我将有后续博文跟进),虽然她离我们已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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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群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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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已连续七年提交关于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议案,一次次遭到无端否决。然而韩斗士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今年的人代会上,他再次“不知趣”地提出这一议案,结果对该提案的否决率竟高达99.99%。

99.99%,什么概念?我们不妨做做这道最最简单的算术题。今年,出席人代会的人大代表约2900位,按2900这个数字计算,99.99%的“人”投反对票,意即除韩德云君外,其余2899条“G”都对着韩先生狂吠。

官员主动申报财产原本天经地义。然而,在“特色”中国竟成了“大逆不道”、讳莫如深的事。天道何存,地理安在?!试问这些“代表”,当你按下否决键的时候,你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还是在助纣为虐???你还有一丝人性吗?还有半点良知吗?

99.99%,这个数字太具玩味了。樵夫亦有一个比99.99%还99.99%的数字。如果就官员财产申报的提案进行全民公决,投赞成票的决不低于99.99%,而是99.99999999..........%

就同一提案,99.99999999..........%的公民坚决支持,而99.99%的“代表”却大加反对。这些“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吗?否!他们已完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言行是反人民的,反人类的。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公敌。

樵夫自开博以来,文字方面,亦有所创新,如“疯年魔月”(参看我的博文《嫁祸——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三》)、“林林荆棘”、“总总磨难”(将成语林林总总拆开使用,参看我的博文《花甲秋梦》)等等。记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聪明的美国人针对亨利.福特的独裁、专制、残暴,创造出一新的词汇——Autocratic(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博文《Autocratic一词的由来——亨利.福特家族因人才得失演绎出的悲喜剧之二》)。樵夫亦想为2899条“G"公然违背民意,对韩德云的提案硬行按下否决键这出闹剧,创造一新的成语——犬群吠云。云,即令人尊敬的人民代言人——韩德云。但愿人们能记住唯一的人大代表韩得云这个或许流芳百世的名字,但愿我新创成语——犬群吠云,亦能在中国的语音文字中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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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曾公然在万人大会上与毛泽东叫板——文化大革命系列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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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岩居士的按语

众所周知,当年反右,由于邓小平的扩大化,结果造成55万”右派“分子的大冤案。这已是吉尼斯纪录了,然而你可曾知道1966年文革初期的”白色恐怖五十天“?就在这五十天内,仅仅北京市的三十多所高校,就有一万多名学生被抓,被打成”反革命“、”右派“。

你可曾知道,正是毛泽东为这一万多名无辜学生平反。你可曾知道毛泽东曾非常气愤地说过:”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

你可曾知道刘少奇在万人大会上曾与毛泽东公开叫板吗?可曾知道刘少奇关于”保护少数“的歪理邪说?可曾知道他要保护那些所谓”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吗?

你可曾知道在文革中遭批斗、受尽凌辱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三十年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语出惊人的回答吗?

你可曾听说过刘少奇之子刘源说过的“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第一件,就是大跃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如果文化大革命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还有什么“理解”、“认真”、“得力”可言?博主注)这番耐人寻味的话吗?

你可曾知道黄永胜之子黄春光说过“如果邓小平搞文革,很可能又会出现几百万右派”(引自天遙的《黄永胜、邱会作的儿子谈“9.13”事件》的话吗?

.................

所有这些都是正确解读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息。然而,研究党史的“专家”、“学者”或视而不见,或有难言之隐,致使迄今为止,不曾有一部上得了台面的著作面世。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不是邓小平、陈云这些只图封妻荫子、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的同路人所能评说的,更不是那些政客、文痞所能评说的。

居士将陆续推出《文化大革命系列篇》,敬请期待。

 

1966年7月29日,无疑是文革十年最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就在这一天,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公然与毛泽东叫板。

我是1965年跨入大学校门的。周恩来说过:你们69、70这两届(即64年、65年入校的学子)学生的专业,就是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世纪话题,我们是亲身经历者,相对来说,更拥有话语权。关于这场大革命,樵夫归集四句话:1)文革十年,并非疯年魔月的乱世,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无须维稳。可知当年公安系统瘫痪,警察统统“下岗”,更不待说有什么保安不保安,实在是个童话世界啊!2)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我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女士所见略同: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3)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即今天的所谓的知识精英)。4)鉴于全球倒数第二的国民素质、倒数第一的知识分子素质,文化大革命注定短命,注定不可能“七、八年来一次。”这是毛泽东的悲剧,老百姓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知父莫如子。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曾说过:“他(即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引自笑窝的博客的博文《刘源为什么说父亲刘少奇大跃进有错误》)刘源还是有良知的,而不像邓小平的那个当年打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犯罪嫌疑人邓榕。关于文化大革命,刘源的观点颇近似他的母亲王光美。凭刘源的出身,他无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无疑不止一次听母亲王光美(1966年6、7月间为进驻清华工作组的负责人)、姐姐刘涛(时为清华革委会临筹会副主任,系刘少奇与前妻王前的女儿,主任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谈起父亲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的最后一次讲话。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广播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当时,不论是政治中心北京,还是全国其他地方,广大师生员工都基本依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的精神行事,大字报的内容多半只涉及本单位的人和事而未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未曾发生打砸抢等不法行为。然而,即便如此,刘少奇、邓小平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如临洪水猛兽,迫不及待地于6月3日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工作组进校后,就对广大革命师生大开杀戒。刘少奇残酷镇压学生运动,暴露了他的反动本性,亦加快了他政治末日的到来。“刘少奇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文革初期,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高校和中学,抓了一万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毛泽东非常气愤地说:’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引自《刘源为什么说父亲刘少奇大跃进有错误》)这就是北京的“白色恐怖五十天。”

7月18日,毛泽东听取了这一个多月来北京文革情况的汇报。7月27日断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议由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其前任是彭真)主持。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就是邓小平讲话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周恩来则对“运动之所以出现开始的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工作组进驻高校不过一个多月,就抓了一万多名学生,运动焉能不冷冷清清?!博主注)作了客观的分析。邓小平或许政治嗅觉比较灵敏,在这次万人大会上,亦故作姿态地说了一些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话。而刘少奇则显然有点失态,甚至可以说简直是气急败坏,俨然不像曾撰写过“传世名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

刘少奇的讲话有两大败笔,这不仅是讲话的败笔,更是他人生的败笔。其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不晓得。”我有幸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接北京通知,我们南京地区的大专院校师生集中于五台山体育场集体收听北京大会的实况转播。博主注)“聆听”了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的讲话。我分明记得,他还紧接着说了一句:”你要是问毛主席,他也不晓得!“然而这句话已不见于刘少奇的讲话稿中。在讲到保护少数问题时,他公然向毛泽东亮剑。他说:“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时间是少数......为什么要保护少数?目的主要是保护好人......少数坏人写反革命大字报,写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也要保护......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写了这么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以上内容引自《1966年刘少奇最后一次在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党史博览》2013年03期)这些话完全暴露了刘少奇的狼子野心。他就是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以取而代之。不过这只是刘少奇最后的猖狂一跳。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话?作为身处一线的一号主持,如此说话,居心何在?!无非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

刘少奇对公开张贴”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动大标语的人,竟提倡”保护“,美其名曰”保护少数“,”自由让他活动“,而对一些普通学生反倒严惩不贷,一抓就数以万计。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啊!

敬请期待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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