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申报的失利，本是我意料中事。我并没有就此作罢。
1996年10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董事长陈立群在党委书记曹安国的办公室无端向我发难，多次对我人身攻击。我忍无可忍，便用陈立群辱骂我的语言吼了起来：“卑鄙无耻！陈立群！”我几乎用尽平生气力，以至于整栋24号楼都听到我的怒吼，连在最西边宣传部办公的陈立群的妻子鲁芳春（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曾是我的同事、好友）都慌不择路地冲了进来。这一吼，便彻底锁定了我的十年悲剧人生。
1997年8月，两年一度的正高评审程序又启动了。一些友人劝我，你已得罪了陈立群，不要自讨没趣做虚功了。我明知无望，还得一搏。其实，此番申报完全是报着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心态。不过，规划管理部对我并未落井下石，他们只推荐了我一人，副总师钱湘云先生（我公司最早的研高工，195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部长姜璞（198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因被领导嫁祸，代人受过，被判17年徒刑，在狱中多次自杀未遂。另一名同事何静被判20年，后死于狱中。这是一起冤案。倘若我不遭发配，继续留在规划部，无疑难免牢狱之灾）为我写下很中肯的评语。然而某些人迫于陈立群的淫威，竟无端剥夺了我参加论文答辩的权利。
1999年，我已被逐出公司，发配到丹阳。身处逆境的我，第三次申报研高工。我顺利地通过了基层评审，专业评议组的评议和论文答辩，以排序第一强势进入最后一关。并一次性获得高评委委员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按理说，我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任职资格已是木板钉钉。然而在公司职称评定领导小组终审会议上，陈立群竟否决了高评委的评审结果，将我的名字划去。对于正高职称的申报，陈立群的“钦定”，可见一斑。这一内幕直到2000年3月20日，航空工业部有关领导来公司宣布陈立群离任时，我才得知。当天，我回南京办事。正好在办公大楼大厅碰到多年来一直全权负责公司职称评定工作的魏正镛（一小时之前刚刚升任公司二把手，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便向他询问我的职称问题（通常在申报年的第二年6月颁发文件公布评审结果）。不意魏正镛竟对我说：“就是陈立群不让你上！”我当即到陈立群的办公室，质问他缘何在我的职称问题上连连作梗。他矢口否认，一再追问我：“谁说的？！”此时，我的情绪亦有点失控，便说：“是魏总！”一听说是魏正镛，恼羞成怒的他，简直像条疯狗似的。这也难怪，一个月前，部里还明确表示，让他再干一届，一个月后竟变卦。他推荐的唯一一名董事长人选庄舒服亦未被采纳。他刚刚下台，被他打压多年的魏正镛又揭他的老底。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冲向魏正镛的办公室，厉声质问魏正镛，作为公司的高层领导，为何泄露会议机密。由此引发一场狗咬狗的激烈争斗，一时闹得全公司满城风雨。当时部里大员们尚在公司，陈立群提请罢免魏正镛的各项职务。魏正镛便迁怒于我。
陈立群对我已够狠毒。在职称申报上，让我三次受挫。房子问题，按江苏省文件规定，我和陈立群等人一样，理应享受135平米的标准。陈立群、魏正镛、庄舒等人严重超标，住进新建的得房率很高的156平米的干部楼。而我直至2003年，一家三代四口依然住在65平米的房子里。在享受人才奖问题上，我公司每年享受人才奖的，多达近千人，少则每年七八千元，多则每年几万元甚至更多。就人才奖而言，我大言不惭地说，在全公司，拥有享受人才奖资格的，无出我右者。然而，在实行人才奖十年（1996年至2006年）中，我竟被打入另册，分文未得......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博文《我与陈立群的恩恩怨怨》。
如上所述，陈立群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报复。陈立群下台了。然而，前面走了虎，后面又来了狼。魏正镛、庄舒之阴狠相比陈立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悲剧人生仍将继续，职称申报问题将经历更大的磨难。欲知后事如何，请看后续博文。
百家岩居士2015年11月14日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