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某星期六晚7点多，我带着一周与同学相互“调剂”（即我某顿午餐或晚餐不吃给你，你还我一顿午餐或晚餐。当时，我们每8人领一桶米饭，学校只供饭不供菜）所积攒下来的一斤二两米的米饭回家。
水阳初中在我初一学年第二学期由水阳镇迁至我家所在的雁翅公社鱤鱼咀刘家村。刘家村与我们双陡门陈家村相距五里地。我沿着金宝圩圩埂向南前行。不过一里多地，就是当年饿死率高达75%的白沙头李家村。白沙头李村与水阳江对岸的江苏省高淳县砖墙（因周瑜的长子及后裔在此建村并繁衍，墙壁多用砖头砌成而得名。博主注）公社暗陡门李村系同宗。我的外祖父李先品先生就是暗陡门李村人。两村直线距离不过四百米。只是一在江苏，一在安徽，当年饿死人情况判若两个世界。白沙头李村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有75%的人活活饿死，而暗陡门李村虽也饥荒，很多人因饥饿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浮肿病，但饿死率却几乎趋近于零。由此可见饿死人事件不平衡性之一斑。出了白沙头，圩埂旁不再有一户人家。再向南前行二里地，在不到双陡门处沿一小道向西而行。
约一刻钟，便到了儿时一提起就毛骨悚然的洪家坟滩。这是我们上水阳街必经之地。当时，几乎天天都有饿死的人埋入此地。此时已过8点，尽管我多次见过死人的场面，但夜晚来到一坟地，且有许多新坟，总有些害怕。突然，在我的左边大路上见一人影。我害怕极了。我毕竟是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啊！为了壮胆，我唱起了我们双陡门初级小学老师教我们的一首歌：“小老鼠，真正坏，专门夜里来作怪......""Dq!
Dq!“姐姐！
姐姐！”我们飞快地跑向对方，我呜呜地哭了起来，紧紧地抱住姐姐。不一会，姐姐便责怪我了：“你小小年纪，怎么走夜路？！等下Lao
Dia(即我们的父亲）、Mma(母亲）非骂死你不可！”“我本来明天回家，后来想早点把饭送回家，就摸黑回来了。姐姐，你一个大姑娘怎么也赶夜路，太危险了。“姐姐见我如斯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姐姐长我四岁。当时她在江苏省高淳县的一所农校读书。她也和我一样，由于中学生身份，属于非农业户口，每月35斤大米的定量标准。由于该校的学生，只有我姐姐一人来自安徽宣城县——全国饿死人事件的重灾区之一。她的同学、老师及教职工对姐姐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资助，致使她每个星期回家都能带上两斤米左右。我高中同班同学中来自农村的共八位，七位同学的家人在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都曾有活活饿死的情况，其中张进、沙荣泉、冯玉祥（1970年分别毕业于安徽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现都健在，且都十分关注我的博客，尤其关注我的有关饿死人事件的系列博文）三同学的家人全都饿死，成了孤儿，而唯独我的家人统统闯过了1959年、1960年之交的鬼门关，盖姐姐之功也。
姐姐特别顾家，她像母亲一样地呵护着我们几个弟妹。姐姐回家不同于我，她不仅要走十几里地，还要过水阳江。她通常星期天上午回来，下午就返校。姐姐心地善良，贤惠。她不论在我们老家，还是后来嫁到高淳，都有很好的口碑。后来，她入了党，还当上省人大代表，来南京参加人代会。
上个世纪70年代，全国都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不知哭红了多少双眼睛。影片最感人的一幕就是哥哥在街头看到妹妹卖花的场景。《卖花姑娘》中兄妹相遇，是在闹市，我们姐弟相遇，则是在坟地。妹妹卖花，只是出于生计，而我们姐弟“夜奔”，则是救父母，救妹妹于倒悬。妹妹卖花，无惊恐之忧，我们“夜奔”，则惊恐万状、提心吊胆。故就悲情而言，《卖花姑娘》与《姐弟奇遇》相比，实在小巫见大巫。我真想把《姐弟奇遇》搬上银幕，然而在中国，这是不可行事件。那就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一大憾事吧。
事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每次回想起来，总是眼圈湿漉漉的。这毕竟是我人生刻骨铭心的一幕，亦是最悲情、最心碎的一幕。我和姐姐曾多次与妹妹们谈起此情此景，妹妹们都是泣不成声。莫说是人，顽石亦为之落泪啊！
后记
1997年8月15日，姐姐因患胃癌，不幸逝世。当时我们全家悲痛欲绝，这是我们七口之家（父母、姐姐、三个妹妹和我）第一位亲人离开我们。这里，我不得不提及一下我的堂嫂，当时她已是七十高龄，为姐姐守灵，通宵达旦，连续近二十个小时，不曾合眼一分钟。人世间有很多感人的父子情、母女情、兄弟情、姐妹情，而姐姐与嫂嫂的姑嫂情，我从未见过。姐姐走了。这是我心灵的永痛。上帝将这么一位姐姐赐予我家，或许是我的家人前世修来的。姐姐：倘若有来生，我们还做一家人，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