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浮夸风和共产风到底谁该负责
大跃进中浮夸风和共产风到底谁该负责
饿死人事件之我见
作者：钟山樵夫
(转者按：文章内容转自网络，对于具体死人的数字，我不是很认同，但是个人觉得，大跃进时期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的饿死人是确实存在的，具体死多少人，争议很大，为了保证文章作者的观点，所以也就一起转过来了，但是我个人认同作者观点的的重点，这个文章的重点，是到底谁造成了饿死人?文章用大量事实或文献证明，造成饿死人的元凶，不是毛主席!到底是那些人，请大家仔细看下文章就知道了!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逢人不言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二十世纪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件就是惨绝人寰的饿死人事件。有人甚至把后者定位为中国现代史的核心。凡关注国是者，都不得不正视这一世纪话题。对发生在1960年前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活活饿死的事件，一度是中国普通百姓的言论禁区，官方同样讳莫如深。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此公开谈论的多了，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亦纷纷来到这块“处女地”“寻幽探微。”坦诚言之，他们确实研究出了点成果，然而披露“事实”、“数据”有余，对于深层次的内在问题的剖析则显不足，至于有些观点更是难以苟同。我大言不惭地说，我的这一系列博文(共5篇)相比同类文章、专著更具真实性、直观性、可信性、学术性。
一、事件的时间界定
关于饿死人事件的时间问题，有“三年说”，亦有“四年说”。“三年说”又有两种说法，一是指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二是指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四年说”同样有两种说法，一是指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这四年。二是指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这四年。而我则持“两年说”，即1959年1960年这两年。众所周知，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风风火火”、疯年魔月的一年，然而这一年，还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把于1959年4月底去世的父亲列入饿死人名单之中，就遭到一位名为乌有之乡的博友的质疑，用他的话说：“真正的大饥荒还没有启动‘正常程序’。”更重要的一点，就是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不论是会议议程，还是彭老总的《万言书》，都只字未涉及什么饿死人不饿死人的问题。鉴于1959年冬天、1960年春天出现的饿死人事件，自1960年入夏以来，全党全国全民开始了救亡、自救运动。1960年春，鉴于山东的严重饥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免去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要求农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劳动力用于农牧业生产，农忙时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8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强调要把农业放在首位，并提出了著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八字方针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打破“左”的禁锢，河北省委率先提出“三包”(责任到作业组)奖赔制度。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安徽骂名多多，其实，他是非常时期解民于倒悬的救星之一。1966年11月27日下午，我们八位安徽籍的大学生与他作过一次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访谈，他向我们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中央内部的信息及饿死人事件的有关情况)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1960年3月6日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冒险干一下”，在全省各个县搞“责任田”的试点，立竿见影，大见成效。各兄弟省相继效仿，很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从“饿、病、逃、荒、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1961年，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基本止住。至于1962年则是个粮食大丰收的年头，广大饥民早已告别了死神。其实，中国的农民只要能闯过1960年4月(不再是青黄不接期)这道鬼门关,阎王爷是不会自讨没趣地来敲门的。须知，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人在废墟中、矿井里曾创下过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存活纪录，如19岁的矿工杨显斌被困井下长达21天，被救出时，神志还比较清楚。只要每天有二、三两米下肚，是不会轻易饿死的。我们安徽(主要靠责任田—救命田的救助)自1960年5月便基本上不再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我想，其他省份即使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但压根儿已够不成饿死人事件了。
综上所述，饿死人事件主要发生在1959年、1960年这两年，更确切地说，集中发生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这六个月。《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21页亦有如下记载：“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近4千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死亡达30%。”湖北省公安厅亦曾粗略估计，推测1961年死亡率比1960年低两至三倍(注1)，低两至三倍，什么概念?即1961年的死亡率已接近正常死亡率，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当年湖北饿死人情况亦比较严重。1961年如此，更不待说1962年了。总之，关于饿死人事件时间的“三年说”、“四年说”都是有违事实真相的。我提出且坚持我的1959年、1960年的“两年说”。
二、官方披露的数字不可信
1959年、1960年这两年究竟共有多少人被活活饿死，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答案。因为所有研究这一事件的专家、学者估算的数字都是基于1984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出版的《统计年鉴》，而《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是严重缩水的，这是因为当年各省各级组织普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担心多报了死亡人数会扩大社会阴暗面而给自己带来政治麻烦甚至政治灾难，他们采用虚报、多报现有“实际”人口以掩盖死亡真相。1963年，公安部开展了一项更为广泛的人口核查,最终不得不承认“现在全国六亿八千一百万人口中，估计还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的虚数。不少基层干部为了多领布票等东西，他们故意多报人口”(注2)。一年之后，即1964年，官方开展人口普查，中央人口普查办公室亦确认“人口虚报的问题比我们原来估计的情况还要严重。河北和河南至少各多报了一百万，山东不少于七十万，在这三个省做了详细调查，关于这个问题也无能为力”(注3)。故一些专家、学者只能通过估算得出各自的结论。彭希哲、张戎(女)、杨继縄、曹树基、陈一諮、冯客、余习广等专家、学者估算这几年活活饿死的人数分别为二千三百万、三千八百万、三千六百万、三千二百五十万、四千三百万至四千六百万、四千五百万、五千五百万。而国家档案解密的“原始”资料则认定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百人。此外，党史专家对此亦有“盖棺定论”的说法。“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这些文字已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的下册。
总之，对于“饿死冤魂知多少”这一问卷，专家、学者们都有各自的答案，他们都是基于官方的数据，而官方的数据是严重缩水的，故他们的答案与正确答案难免相去甚远。
三、质疑国家档案解密的“原始”资料
据悉，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下令解封有关饿死人事件真相的国家档案原始资料，但严禁公开，只准有限高干接触
，且得履行严格的登记手续。然而，青山遮不住。如今，这一原始资料近年来在网上疯传。且先看看资料的有关内容。
1)、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及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522万人，其中城市：95800人。
2)、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及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155万人，其中城市：272万人。
3)、1961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327万人，其中城市：211万7000人。
4)、1962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751万8000人，其中城市：107万8000人。
合计3755万800人，其中城市601万800人。
这实在是一份破绽百出、弄巧成拙的资料，这份资料纯属伪造。我只需指出两点，资料的真伪便不攻自破了。第一，众所周知，特大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活活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甚至可以说，城市人因饥饿而死亡的在全国都难找几例，不待说601万800人了。第二，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而这组解密数据却表明，城市人饿死人的比例反倒高出农村人饿死人的比例，十足的胡编乱造。倘若这份天方夜谭的资料确曾存档于国家档案，我完全可以断定，这一造假事件的总策划人就是周恩来。众所周知，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元三人受命，让各省、市填写了一份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资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当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在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下，销毁了全部资料及其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特地打电话给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说：销毁了!周恩来才放下心来。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上可欺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不敢做?!周恩来缘何无端捏造城市饿死的数以百万计这一数据?原来，他有一个“大局观”(他向各省征调粮食时，“顾全大局”就是他的口头禅)，亦即他的“外交脸面观”：倘若城里特别是大城市饿死哪怕一个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而对于农村的死亡情况，则可以封锁。1959年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就是周恩来亲自起草制定的。实际上，那几年城市几乎没有饿死人现象，而农村饿死的则以千万计。这种数据,即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村人，一旦败露，几亿农民将作何想法，尤其在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面前，难辞其咎。饿死的都是种粮的、对粮食的拥有有着近水楼台之便的农民，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事件，作为一国总理，是如何统筹兼顾的?!我本以为这个解密资料有什么惊天爆料，却原来是明眼人一看就是有人蓄意伪造的一份东西。
四、我的“研究”
众所周知，1960年前后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是安徽和四川。北京公安局一位统计学者王维志根据当年上报给中央的官方数字最初曾整理出全国四十个县饿死人情况的相关数据，其中安徽、四川各有11个县榜上有名。安徽上榜的11个县分别是巢县、太和、定远、无为、宣城、亳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唯宣城地处皖南。我是安徽宣城人，当时我就读的中学就在离我家不到三里地的鱤鱼埂刘家村。我不同于上述几位专家、学者，我谈不上“研究”，然我是亲身经历者，这是我的优势所在。此外，我将采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方法，取样调查。
1、我的所见所闻
1)、陈家村。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家村，在宣城可有一定的知名度。宣城县县长张克标曾在我们村蹲点长达10个月之久，全县第一个公共食堂(时名红旗食堂)就是张克标蹲点期间在这里“创办”的。我们村前有三个大藕塘，在那非常时期亦多少派上一点救命用场。特别是1959年除夕前几天，张县长为保住这个点又特批2000斤大米给红旗食堂。陈家村人原本富庶，多少有点积蓄的人家还不少，他们可以用钱或相对比较值钱的贵重物品到水阳街上换一点粮票(5元钱1斤)。故在那年头，陈家村饿死的人相对比较少，然而亦有20%左右的人被活活饿死，其中有我的二伯陈其本、一个表妹、两个表弟。我二伯和我姨娘他们两家都住在我家屋后。单凭我的记忆，我都能报出当年几十名活活被饿死的人的姓名。
2)、白沙头李村。李村，就坐落在我所就读的中学南面，是离学校最近的一村落。在1959年冬、1960年春，该村饿死的人数高达70%，有几家关门闭户，即死绝。有的尸体在家中停放多天，待发现时，眼睛已被老鼠“挖”掉。
3)、溪口一山村。1960年5月，我们水阳初中初一的学生由教务主任江德修(退休前任当时的宣州市政协主席)带队，徒步三天前往溪口一山村进行支农，帮助茶农采茶。接待我们的是从另一个大队调到该大队担任会计的一个中年男子。他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个大队饿死人情况特严重，全大队16岁以上的男性都死光了，故采茶的劳动力奇缺。1962年，我考取宣城中学，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中有两位，亦只有这两位是溪口人，可他们的家人全都饿死了，成了孤儿。
2、样本剖析
1)、我的样本。我所选取的样本，就是我读高中的所在班级。1962年，宣城中学高中部总共招收100名新生(当时的湾沚，属宣城管辖，现为芜湖县的县城)，分两个班，每个班50人。两个班级相比，另一个班级农村同学的家人饿死人的情况更严重，如该班的孤儿至少有三名)。如果我选取的样本是我读初中的所在班级，则更能正确地反映饿死人事件的全貌及真相，所得出结论将更为严重。故我得提及一些信息，这无疑有助于更好地解读我所选取的样本。1961年一月，宣城县除了宣城中学、湾沚初中、孙埠初中外，其余11所初中统统停办。我们不仅被无端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我们的身份亦被“转身”，一下由每月享受35斤大米的非农人口重新变成农业户口。1961年11月，通知我们复学，但膳食须自理。同是初中学子，却是两种身份，两种待遇，什么世道啊!当时我们水阳初中被合并到油榨初中。两所初中1959级同学共240名，复学时，仅剩30几名同学，且多半是城镇户口的。我们水阳初中100名左右农村户口的同学，前来复学的，仅仅只有三名，分别是时荣华、侯功达和我。我们不难想象我的同班同学中，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又有多少同学象陈忠惠(参看我的博文《我或许是中国年纪最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那样成了可怜的孤儿。
2)、我的样本信息。我读高中时所在的班级，来自农村的同学不超过十个。现将收集到的有关信息如实披露如下：
姓名 父母所在公社 家人死亡情况 饿死率 本人现有信息
张进 溪口公社 全都饿死 100% 退休前在宣城市委工作
沙永泉 溪口公社 全都饿死 100% 退休前是北京某单位高级工程师
时荣华 阳江公社 父亲及两个弟弟饿死 50% 退休前任宣城三中校长
夏孟春 杨泗公社 父亲及一个妹妹饿死 50% 退休前是卫东中学高级教师
吴尔铸 团山公社 母亲饿死 33% 退休前是水阳中学高级教师
冯玉祥 狸桥公社 父母饿死，剩一哥哥 67% 退休前是芜湖机电学院副教授
钟山樵夫 雁翅公社 家人不曾饿死 0% 退休前是南京某单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本样本还有两、三个同学的信息未曾收集到，不过，我知道其中有一位享受乙等人民助学金。父母都健在，是不可能享受如此高额人民助学金的。上述同学中，时荣华、夏孟春、冯玉祥享受乙等助学金，由此可以推断他的家人的饿死率在50%以上。至于我们家的情况，则有点特殊。当时，我们家有两名吃国家供应粮的中学生，更重要的是我们姐弟俩就读的学校离家特近，都不超过三里地。使我们全家闯过鬼门关，贡献最大的，是我姐姐(当时在高淳的一所农业中学读书)，她每个星期都会带两斤大米回家，我亦隔三差五地送点饭回家。这种情况，在整个宣城县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故我们家不曾有人饿死，我的祖母于1958年冬天去世，是病逝。我是不会像杨继绳那样，把她老人家列入饿死人之列的。
3)、我的取样是随机的，而且我的样本中的元素分布于全县各个公社，这种样本最能反映事件全貌。然而又有点“美中不足”。如样本中的夏孟春(油榨初中)、时荣华和我(原水阳初中)相对于我们的其他初中同学，家境会好得多，换句话说，我们的家人的饿死情况相对会好一些。至于我们的一些孤儿同学(他们不同于张进、沙永泉，已“变身”为农村户口)，纵有八斗之才，对于复学，对于宣城中学的门槛，亦只能望洋兴叹。他们家的那个100%的饿死率，压根儿亦不会出现在我的样本中。此外，我的样本中的元素都是高中学子，相对于普通农家的孩子，他们的家人饿死的程度要轻得多。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渗透血泪的样本。试问1937年在中学就读的南京同胞，你们所在班级同学的家人有几名死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之中?试问抗战八年期间在中学就读的同胞，你们所在班级同学的家人又有几人死于战乱之中?我以为，已无需再作概率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是：宣城县当时农村人口的饿死率为45%(假如另外三位同学中，那位享受乙等助学金的同学的家人饿死率为50%，其余两位同学的家人饿死率为零。显然，我的分析是留有余地的)了，
根据我的样本和所见所闻，我完全可以断言，1959年、1960年这两年，宣城县农村人口的饿死率至少在40%以上。
3、饿死冤魂知多少
当年的宣城县，饿死人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然而在全国，前十都难以上榜。在安徽，谈起饿死人事件，言必称阜阳，道凤阳，前三亦难以入围。全国饿死人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当数河南省信阳地区，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死亡率不过10%左右(已被写入党史)，竟比我们陈家村的饿死率还低得多。同样，河北省一个县1958年以来的几年总共死亡18000人亦被那位荷兰大教授冯客(因著有《毛泽东的大饥荒》获2011年度塞缪尔·约翰逊大奖)大书特书。我们宣城县1959年、1960年两年中饿死的人数以十万计啊!然而，上报的数字充其量不会超过五万。我大言不惭地说，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我的随机样本，足以颠覆这些专家、记者、学者的一些引自官方的数据。不过，话说回来，在今天看来，一味探讨饿死人的确切数字已没有多少实际价值。我不由想起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赛蒙的“以满意解取代最优解”这一准则。鉴于官方或公开披露的数据，或解密的档案资料，都具有严重的甚至几倍的缩水性，如上文提到的，连公安部都对当年那个“现在全国六亿八千一百万人口”提出质疑，承认其中“有1%—1.5%的虚数”，即多报了1000万左右的“实际”人口，也就是少报了1000万左右的实际死亡人数。同样，中央人口普查办公室亦确认“河北和河南至少各多报了100万，山东不少于70万”，亦即就这三省当年就至少少报了270万死亡人数，还有那个可笑的解密档案，如此缩水的一些数据，究竟还有几分可信度?!可以断言，1959年、1960年这两年全国被活活被饿死的人数绝对不会少于6000万。
1959年、1960年这两年，安徽省宣城县农村人口的饿死率(不是死亡率)在40%以上;1959年、1960年加上1961年局部地区全国被活活饿死的人数(是饿死人数而不是死亡人数)总共在6000万以上。这就是我的结论，就是我近年来的研究结果。40%以上，6000万以上，无疑是两个危言耸听的数据，然而，相对而言，又是两个最贴近历史真相的数据。
注1湖北1962年3月SZ34-5-16,p.43
注2公安部关于人口统计资料的报告，1963年11月16日，赤水1-A14-15,pp.2-3
注3中央人口普查报告，1964年5月26日，赤水1-A15-15,pp.6-7
古人有易子而食的传说，亦有人相食的历史记载。人吃人实在是一个过于沉痛、令人心碎、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题，不论对于说者还是听者，都是一种残忍。然而，对于人相食，当载入史册，更况对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倘若不予揭露，面对被食者的在天之灵，情何以堪?!
1959年、1960年，在我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数以千计的骇人听闻的人吃人、人吃尸的事件，遍布四川、安徽、甘肃、河南、山东、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在这些事件中，不乏父母吃子女、兄长吃弟妹等道德沦丧、人性沦丧的个案。然而，迄今为止，不论是国家档案，还是中共党史都不曾有直接的或间接的任何记载。现不得不出具几份白纸黑字的地方档案资料以佐证人吃人、人吃尸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严正呼吁将这一惨绝人寰的食人食尸事件正式入编国家档案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强烈要求将酿成饿死人事件、食人食尸事件的元凶一一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1、据现保留下来的《安徽省公安厅的工作报告》(http：//t.cn/zO6caMs)记载，当年发生吃人肉事件总共1289起。另据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披露，安徽省凤阳县1960年一年里就发生人吃人事件63起。著名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因著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曾荣获中宣部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在《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中亦有相同的记载。
2、1961年初，一个工作组被派往四川石柱县桥头公社，在当地公安局的配合下，试图对一个生产队作深度调查。结果他们都被人吃人的情节震惊了。事后，他们整理的材料中详细记录了16名受害人和18个罪犯。其中，第一个吃人的竟是一名70岁的老太罗文秀，她把两个小孩的尸体挖出来煮熟吃了。有的因尸体重度腐烂，只吃尸体的某一部分，如只把马泽民的心挖出吃了。有的在吃尸体时，还撒上辣椒(四川，1961，建川1—2608，PP.93及96—7)。
3、人吃人、人吃尸现象，作为原始文件保留下来的并不多，但通过挖掘，还是有一些惊人的发现。以下这份资料就是当年由甘肃省临夏市某市政部门于1961年3月整理出来的。资料虽不甚完整、全面，然而凭借这些珍贵的文字材料，足以见证当年人吃人、人吃尸这一事件的真相。
这是一份甘肃省委收文批办单，
这是临夏市有关人吃人案件统计、分析报表中的一页
是文件原件的影印件，下同。#FormatImgID_0#
这是和政县有关人吃人统计、分析报表中的第4页。上述资料详见甘肃，1961年3月3日，91-4-898，pp.82-7。
或许有人对这些影印件看得不是很清楚，现择其一案按原件重新打印以显现。
发生时间：1960.2.25。地点：红台公社，腰閤家村。作案人姓名：杨忠生。成份：贫农。作案人人数：1。被害人姓名：杨三顺
。被害人与作案人关系：亲弟弟。被害人人数：1。方式：杀死吃掉。原因：生活问题。主要情节：空缺。处理结果：空缺。
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饿死人事件和人吃人事件基本集中发生在1959年年底和1960年年初，这与安徽省的情况差不多，与我的“
两年说”及“六月说”亦相吻合。此外，这份资料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如作案原因统统笼统地归结为“生活问题”而不敢使用“因饥饿”、“饿极”这样的字眼。同样，对于死者的死因亦统统说成“病死”而压根儿不敢提饿死二字。还有一点，就是当年处理人吃人事件，各省几乎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即冷处理，不张扬，甚至不理会，致使有的案件自生自灭、不了了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多次听到在通渭、玉门、武山、武都、静宁等地都有一系列人吃人事件，然而他充耳不闻，置之不理而怪罪于“坏分子”(张仲良自述，甘肃，1960年12月3日，91-18-140，p.19)。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样把人吃人事件一一压下，唯恐这些负面事件会影响他的政治生涯(舒同自述，山东，1960年12月10日，A1-1-634，p.10)。然而他终因山东的大饥荒，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一个被免除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人相食，自古有之，国外有之，那实在是多乎者不多的案例;父母食子女，兄长吃弟妹，或许是闻所未闻的童话;至于掘墓挖坟食腐尸......呜呼!我实在不忍心翻开人类历史最阴暗、最惨痛、最残忍的一页，我实在不愿意写下这篇字字血、句句泪、满腔恨的博文。
嫁祸—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三 (2013-07-29 01:44:25)转载▼标签：杂谈
解密的毛主席语录
——每年增产10%是跃进，20%是大跃进，30%是特大跃进。(英国，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第423页)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
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3页)
——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1958年)明春(1959年)要搞1900亿土石方......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95年版第138—139页)
——现在宣传上要转(一度大肆宣传高指标、“卫星”田，鼓吹浮夸风、共产风)，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党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中央社(国民党刊物)的危险。(1959年6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乘穷之势来过渡。(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大搞“穷过渡”的讲话，许全新《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93年版第187、189页)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我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坚持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被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冯客在他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第84页、第85页亦有相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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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樵夫的按语
各位博友，各位网友：当您读完上述的几条毛主席语录后，不知有何感想?我是被深深感动了，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都是我们亿万百姓的共同心声，是毛主席说出了我们多年来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同时，我又被激怒了。半过多世纪以来，我们竟一直生活在一个可怕的谎言世界里。可恨我于1976年3月30日竟不分青红皂白地起草了八条大标语，带领七、八个同事，把它们张贴在南京第一景观大道——中山东路两旁的墙壁上，那矛头可都是指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啊!在政治上，我是何其幼稚啊!我原本一直以为毛主席是饿死人事件的元凶，却原来毛主席竟是和五亿农民站在同一战壕里、为民请命的大救星。邓小平说：“大跃进，毛泽东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在那人头立地、疯年魔月的日子里，头脑发热的，是刘少奇一伙而不是毛泽东。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可谓众人皆醉、皆浊，唯毛独醒、独清。然而历史真相竟被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大颠倒，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象钱学森(饿死人事件的凶手之一)这种败类，我不得不拍案而起，愤然亮剑。就饿死人事件，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还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给世人、给后人尽一点绵薄之力。最后，我对各位博友、网友有两点请求：1)、暂且摒弃您的固有的观点;2)、清空您头脑中全部有关饿死人事件的信息，一切归零。
饿死人事件已发生半个多世纪了，多年来，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与闻这一事件的些许信息，然而官方对这一事件的真相从未亦不可能向世人作一个完整的交代。反而或嫁祸于天，嫁祸于人，嫁祸于敌国以乱视听;或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一带而过，以忽悠世人，欺骗世人，以搪塞历史，篡改历史。更可恨的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竟竭尽移花接木、偷天换日之能事，颠倒黑白，贼喊捉贼，千方百计地妄图嫁祸于毛泽东。可恨的是，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然而，他们只能得逞于一时，即使写进了党史，就能盖棺定论了吗?!
一、嫁祸于苍天
饿死人事件于1960年10月曝光后，北京的一些政要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一起矿难事件，一起交通事故，都得立案查处，对于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总得给世人、给外界一个交代啊!某些自以为得计的人，便将双眼锁定于不能张口说话的老天爷，把饿死人事件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说无疑是当时国务院智囊团的“奇思妙想”，然而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众所周知，1959年、1960年，少数地区确实发生了一些天灾，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据当年的水文、气象资料显示，就全国而言，这两年是我国历史上难得的风调雨顺的两年。1959年、1960年秋，我两次参加“监打监收”活动，我们金宝圩一带都是大丰收的年景。2012年9月底，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周孝正在北京京西宾馆作过一次专题讲座(我有幸与会,且于会后，我们还就有关问题，彼此交流。他见我谈吐不俗，便主动将他的家庭电话号码及电子邮箱号码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通过大量调研，断言：“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分明是零分天灾，百分之百人祸”。对于如此不攻自破的歪理邪说，我亦不想浪费过多的笔墨。
二、嫁祸于苏联
自古以来，政客们将国内矛盾转嫁于民族矛盾，历来是他们的惯用伎俩。饿死人事件分明是中国极少数当权者自作孽，然而他们却转移视线，无端嫁祸于苏联，胡说什么当年的经济困难(饿死人事件的代名词)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专家、强行逼债有关。这实在是一个弥天大谎。众所周知，苏联赫鲁晓夫决定从中国撤回专家的时间是1960年7月，当时几千万农民早已饿死了。至于逼债，同样是颠倒黑白。当外交部的档案启封时，真相大白了。那是一份细微到连汇率变化、卢布的黄金含量的变化都有详细记载的备忘录。白纸黑字的档案资料表明，苏联从未要求中方对所欠债务应当加速偿还或提前偿还，恰恰相反，苏方于1961年4月同意，将2.88亿卢布的未付款作为一项新的信贷，可以在四年之内还清，其中1962年的第一笔付款不超过800万(《外贸银行报告》1961,5-20-210，p.34)。由于贸易赤字的延期偿付被视为一项计划外的贷款，这实际意味着，中国从苏联获得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经济援助(《对苏贸易》pp.100and106)。
三、嫁祸于毛泽东
几千万农民同胞活活死于饥饿，谁之罪?!现在，就在今天，倘若在全国搞一份问卷调查，想必至少有95%以上的人会认定是毛泽东，若在几年前，我或许也在这95%之列。这无疑是谣言重复千遍的恶果。且先看一看官方嫁祸毛泽东的白纸黑字。199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有如下记载：“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百。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68页、369页)。至于入编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下册的相关文字则完全是上述内容的翻版。这就是官方的“定论”。
尽管上述文字，没有指名道姓，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当为饿死人事件负责。因为不论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虽然不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但是为毛泽东所认同。这里，有的概念被官方刻意混淆了，甚至被偷梁换柱了。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这其实对“三面红旗”、饿死人事件以及对毛泽东的评价定下一个基调。对邓小平的这一“基调”，我实在难以苟同。
1、综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年全党意志的体现，无可厚非。如同一个政党的章程，一个国家的宪法，似乎总是好的，甚至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关键在于贯彻实施，在于具体执行。有谁敢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说三道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亦然。
2、大跃进不等于浮夸风，人民公社不等于共产风，而造成饿死人事件的恰恰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而不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对于这一严肃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混淆是非，更不能偷换概念。
3、1959年以后的毛泽东不是‘左倾’路线的代表，他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自称“右倾”。他的一些话语简直惊风雨、泣鬼神，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罢了。鉴于我将发表《谁之罪》、《为毛泽东鸣冤》两篇后续博文，暂不多加披露。现仅举一例，或许足以颠覆很多人的固有观念。鉴于一些历史的罪人无端抢夺农民的口粮，1959年3月，毛泽东甚至对农民为了逃避粮食的征购而采取的策略表示钦佩，威胁说，如果党不改变做法，他就要和农民站在一起了(意即造反，)(毛泽东在郑州的讲话，1959年3月18日，甘肃，91-18-494.pp.19-20及22)。我们压根儿都不相信这些话竟出自毛泽东之口。当我读到这段救世主般的文字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突地跪地，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顶礼膜拜，热泪盈眶。毛泽东的这番为民请命的话足以推翻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冒进”、“左倾”的种种不实之词。
当然，毛泽东对饿死人事件无疑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一责任主要在于对刘少奇等人的失察，在于不该搞什么一线、二线，到头来大权旁落。然而，他的功远大于过。在那非常时期，他依然不失为解几亿饥民于倒悬的大救星。其实，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无端嫁祸毛泽东亦是徒劳的，他们只能嫁祸于一时，而不可能得逞于永远。他们实在是做贼心虚，为逃脱历史的审判而倒打一耙。然而，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饿死人事件既然是完全因为在执行、实施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的种种胡作非为所引发的恶果(七千人大会形成的共识)，试问，当初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人是谁?是刘少奇、周恩来!王光美曾告诉她的孩子们：“爸爸很忙，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不再管国家具体事务，把它们都交给了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不要打扰他。”(香港，《时事背景》第834期)如今出了惊天乱子，身处一线的人不买单，反倒诿过于退居二线的人，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善良的人们压根儿不知道当年那个刘少奇不可一世的那副嘴脸。连著名的反毛学者司马清扬都为后人再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一幕。他写道：“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由于不善经济管理，因此暂时处于弱势。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上，李先念说：‘是政治导致了财务虚假帐’(矛头指向刘少奇一伙)。刘少奇大怒，声称自己为‘非常时期大总统’,然后携余威强迫毛泽东签字。毛前脚刚走，刘后脚开中央工作会议。因为两个人对形势的看法完全不同。如果两个人都在，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好开了。客观事实证明确实是毛的看法对，那刘少奇这不就是逼宫么?”(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157—158页)刘少奇挟天子以令诸侯，鲜为人知啊!
2、更关键的是，究竟谁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始作俑者?是刘少奇!公共食堂(饿死人事件的大蠹之一)的始作俑者又是谁?还是这个刘少奇!而坚决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的，恰恰正是毛泽东。例如，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一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而毛泽东于1959年4月29日，在《毛泽东致六级(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公开信》中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包产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刘少奇鼓吹亩产万斤，毛泽东则大泼冷水，只相信亩产不过三、五百斤。这两个天壤之别的数据，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的一切吗?!
3、1958年以后，是谁大搞冒进?是刘少奇一伙。是谁反冒进，是毛泽东。应当指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确曾有人反过毛泽东的“冒进”，那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事，与日后的饿死人事件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毛泽东反对刘少奇一伙的冒进则是1958年以后的事，正是刘少奇等人的冒进，酿成了饿死人事件。
4、是谁鼓吹“穷过渡”，是刘少奇。是谁大反“穷过渡”，是毛泽东。(参看上述第六条毛主席语录)
5、是谁胡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是刘少奇。又是谁胡说：“赶超英国，已经不需要十年(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是毛泽东的目标)，两、三年就够了。”(金、黄，《刘少奇传》，pp.832-3)还是这个刘少奇。连那位抑毛扬刘的大学者冯客，即《毛泽东的的大饥荒》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刘少奇“比其他人都更早地预告了共产主义的到来。”(《毛泽东的大饥荒》第56页)。而对这些胡言乱语大泼冷水的，正是毛泽东。
然而，多年来，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一大二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似乎都成了毛泽东的代名词。恰恰相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毛泽东以一种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甚至不怕开除党籍，同刘少奇一伙进行了一场殊死抗争。连那位因撰写《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而获得2011年度缪尔·约翰逊大奖的冯客大教授都不得不承认“1958年11月至1959年2月，毛转而反对那些制造浮夸和预言即将过渡到共产主义(即穷过渡)的地方干部。他试图遏制大跃进一些最严重的弊端。”(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第11页的《大事年表》)
历史被强奸了，黑白颠倒了，刘少奇、毛泽东在历史大舞台上的角色互换了。多年来，我们竟一直生活在一个谎言世界里，真是可怕极了。当年的戈培尔在这伙人面前，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后，我们一同解读一下下面的这份《人民日报》。#FormatImgID_2#
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到的则是一个大阴谋，一则典型的嫁祸案例。据现有的所有档案资料，人们没有发现毛泽东有关粮食亩产万斤甚至千斤的授人以柄的任何信息，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则留下诸多或鼓吹或轻信粮食亩产几万斤的言论。毛泽东不但不相信这些热昏的胡话，而且或公开讲话、或召集会议、或下发文件，对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予以批评、抵制。这份《人民日报》的头版，无疑是包藏祸心的，它试图制造一种假象，以把亩产三万多斤的“神话”与毛泽东的形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毛泽东被绑架了，被强奸了。老百姓被忽悠了，被欺骗了。对此，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好在吴冷西不同于御用文人李锐，他还是有良知的。他在他的《忆毛主席》的回忆录中作过忏悔，他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六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6000万农民同胞活活饿死(我的研究结果)，谁之罪?6000万!就是按官方2005年9月解密的档案资料，这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亦是3755万8000啊!有关专家作过研究，在1949年以前的整整2129年间，死亡人数10000人以上的重大恶性事件共203起，总共死亡2991万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0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10000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2991万，还不足6000万的二分之一，就是与官方解密的3755万8000比，亦少得多.就饿死人事件的“确切”死亡人数，官方总算解密了。然而，饿死人事件，谁之罪?元凶又是谁?虽然有人妄图嫁祸毛泽东，然而他们压根儿不敢明说，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什么“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曾记否?王光美、邓颖超都曾乎哀求地说过：“请不要再批毛主席了”。她们实在担心会把真正的元凶刘少奇、周恩来揪出来来啊!对于人类历史上的这一空前大劫难，作为当年身处一线的第一主持刘少奇，难辞其咎。然而，他居然倒打一耙，在7000人大会上，心怀叵测地说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真正的人祸祸首就是刘少奇。刘少奇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擢发难数。
一、共产风的始作俑者
多少年来，人们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只要一提到共产风，就诅咒毛泽东。其实，共产风的始作俑者却是那位被人们誉为“为民请命”的刘少奇。
1、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领导谈话时大胆预言：“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他还认为，中国已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欧文等人(傅里叶、圣西门等，博主注)的未竟之业可以实现了。(人民日报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
2、第一个鼓吹共产主义，近在咫尺，第一个提出在1960年之前即可赶超英国。1958年7月5日，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的那番妖言惑众的讲话真是“精彩”极了，“经典”极了，太“鼓舞人心”了。他说什么：“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毛泽东要求15年内，争取赶上英国，博主注)，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要超过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我们在报纸上之所以不提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金、黄《刘少奇传》pp.832-3),连那位荷兰学者冯客都不得不承认：“在全国上下一片欣喜之中，刘少奇一个星期之后参观了该公社(即河北省徐水县或徐水公社，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实行一县一社制)。他比其他人都更早地预告了共产主义的到来。”(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第55、56页)
3、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搞试点的指示。(赵本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中国的共产风，始于此时，始于此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耳熟能详的口号，我们亦找到了出处。
4、刘少奇还亲临现场，坐镇指挥。1958年9月10日、11日，他亲临徐水视察。他引经据典，又是《礼记》，又是《孟子》，作了很多指示，当时见报的就有五条。“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县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5、到了9月13日，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一致”(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自此，共产风席卷全国，且愈演愈烈。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从去年(即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3月5日)上的讲话)。
冤有头，债有主。共产风的风源就在刘少奇的热昏的脑子里，就在他“精心”试点的河北省徐水县。刘少奇丧心病狂地大刮共产风，罪责难逃。
二、浮夸风的始作俑者
浮夸风是那个疯年魔月(这之前，我已使用过，是我专门为那个人头立地岁月创立的词汇)的时代特征，将给后人、给历史留有笑柄。同样，世人多半以为浮夸风是“毛泽东头脑发热”(邓小平的胡说)的产物，殊不知共产风的始作俑者还是这个“正人君子”刘少奇。
1、1958年7月14-7月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台前社村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刘少奇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的讲话《人民日报》报道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2、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寿张县了解情况所写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3、上文已提及，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陈正人到徐水搞试点。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耀眼的红旗......”。(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张国忠固有万死之罪，可《人民日报》竟刊载此讯，将对全国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啊!当年负责宣传口把关(其实不只是把关问题，而是授意，说穿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刘、邓的决定)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样罪该万死啊!
4、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一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
三、公共食堂的始作俑者
农村公共食堂，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短命，不过存活两、三年之久，却给中国农民造成极大祸害。公共食堂无疑是饿死人事件的大蠹。绝大多数有识之士认定，如果不办公共食堂，当年的死难人数至少会控制在一千万之内。公共食堂究竟系何人之“创举”?现已查明，还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刘少奇。
1、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领导谈话时说：“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公社(即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自发成立的“公社”，博主注)，有500多户人家。其中有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谢、好些，还节省了粮。”(人民日报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1958年6月14日，无疑是中国领导人有关举办公共食堂言论的第一时间。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说刘少奇是真正的农村公共食堂的始作俑者。2、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在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3、1958年9月16—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详细报道了刘少奇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其中第二条为“搞好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
4、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文中引用了刘少奇在这之前说过的话：“公共食堂不是一般的生活问题，而是五亿农民的生活问题，不久还会变成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
5、1958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赞扬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的供给制与公共食堂。此后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到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人口的70%、80%到9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49页)
综上所述，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始作俑者是刘少奇，竭力鼓吹的是刘少奇，具体负责试验、政策制定的，还是这个刘少奇。
四、修正主义的活标本——刘少奇“穷过渡”的歪理邪说
所谓“穷过渡”，就是无视客观条件，趁穷之际，降格以求，强行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刘少奇“穷过渡”的歪理邪说，不仅使我们看出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共产主义社会常识的无知，更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丑恶嘴脸。
1958年7月14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就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了重要指示。指示刚作完，县委就提出了“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37页)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传达完刘少奇搞试点的指示后，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6—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一文。综观这些条件，无非是些食堂、幼儿园、缝纫组、搞技术革新、参加体力劳动之类的，避而不谈物质的极大丰富，全民社会主义觉悟的空前提高，三大差别的消灭......这也难怪，刘少奇、彭真定的标准就是低得不能再低，农民的年收入只要达到150元即可过渡啊!(参见后文)真是道道地地的穷过渡，我实在为刘少奇悲哀，为我们全党悲哀，为全国人民悲哀，为那个时代悲哀。
刘少奇大搞穷过渡，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在目前，还是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指山东寿张县，见上文)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中国至今还有很多人以为穷过渡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呢!博主注)，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博主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说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情地说：“反正我不想急急忙忙地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要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几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邓小平说毛泽东头脑发热，然而头脑发热的正是刘少奇一伙。博主注)，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刘少奇与赫鲁晓夫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博主注)。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大搞“穷过渡”的做法：“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了，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博主注)，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共产主义的标准能随意降低吗?!彭真的修正主义嘴脸暴露无遗。博主注)，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不无讥讽地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过渡，趁穷过渡(这是“穷过渡”的真正出处。博主注)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9页)
综上所述，当年大搞穷过渡、肆意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伙，而坚决反对乱搞穷过渡的，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然而多少年来，某些心怀鬼胎的人竟嫁祸毛泽东，使人们误以为是毛泽东大搞穷过渡。是可忍，孰不可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