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7月23日大会上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7、139页）后来，毛泽东又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亿毛主席》，第100页）
何其危言耸听啊！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我们不能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如果这样，就正中李锐等反毛者的下怀。毛泽东的大智慧，亦不可能如此愚蠢地授人以柄。我们务必作深层次剖析。
必须指出的是，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或许是那个疯狂年代低得不能再底的指标，能把1958年钢的指标最终压至1070万吨，实属不易。这应当归功于毛泽东的’坚守’与干预。毛泽东功莫大焉！
众所周知，年度指标，纯属计委的事务。故谈及高指标的责任问题时，毛泽东说：“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计委主任，博主注），责任在王鹤寿（冶金部部长，博主注），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9页）故1070万吨指标确定的始作俑者不可能是毛泽东。此外，1070万吨这一指标亦不可能是一“初始可行解”（北戴河会议上，原本确定的指标就是1100多万吨，博主注）。毛泽东何罪之有？！连李锐这个要在八年内当上总理的家伙都是满头雾水：“今年1月开政治局会，关于钢指标，陈云讲2000万吨不易完成，同陈云意见一致（毛泽东则更右倾，他非要将1959年钢的指标从3000万吨降至1300万顿才善罢甘休。博主注）不知为什么他（指毛泽东，博主注）后来要检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64页）”听到毛泽东的“检讨”，尤其是那些“绝子灭孙”的骂娘的话，实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分明听出毛泽东是指桑骂槐，从而为自己的主子捏了一把汗。如何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理解毛泽东的上述精妙言论，不妨搜索一下当年庐山会议的有关信息。
据李锐回忆：“我参加了华东区的这次计划会议。华东区（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山东省、江西省、福建省）1959年的钢指标，要达到600-700万吨，冶金部曾据此计算过，1959年全国可达到3000万吨。因此，促动毛泽东下决心：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6页）这里，李锐无意间向世人道出了1070万吨指标出台的大背景。既然1959年的钢产量“完全”可以达到3000万吨，这似乎已成全党的共识，1958年的钢产量能低于1000万吨吗？
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严正指出：“去年四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有，都承认。因为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55页）这里，毛泽东再次提到那个天方夜谭的3000万吨钢，提到那个四个月后将酿成极度可怕的饿死人事件的粮食翻番。毛泽东义正辞严地以无可辩驳的语气批判了祸国殃民的浮夸风。更耐人寻味的是，让世人首次看到了毛泽东并不赞同在1959年就办人民公社，如同当年马克思不赞同巴黎公社起义一样。其实，毛泽东与人民公社的所有瓜葛，只是“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毛泽东，博主注）‘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马上就登报了：‘人民公社好’。”（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63页）仅此而已。余下的，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不停地擦屁股。
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就对钢产量指标有一更为切合实际且留有余地的长远设定：“搞到67年（指1967年，博主注），十年计划，明后年再看，能达到2100万至2400万吨就很好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64页）这番话其实重申了他在莫斯科讲话的精神。此时不由想起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第186页）多年来，毛泽东在莫斯科68个党大会上提出的争取在15年内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讲话备受很多学者的责难，甚至有人把浮夸风、共产风以及饿死人事件归罪于毛泽东的那次讲话。实在太可恨，太可笑了。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的莫斯科讲话不只是八九不离十，而是极其经典、精准：197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000多万吨，不但超过了英国，且成为全世界第四大工业强国。这是周恩来、陈云这两个1956年“反冒进”的代表人物，连做梦都是想象不到的，至于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政治疯子妄想在两、三年内甚至在一年内（即1959年，博主注）就远远超过英国，留给世人的，只是令人嗤之以鼻的笑料。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后续博文。
毛泽东上庐山不久，有一自白：“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韩哲、宋平），正面有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70页）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计委、冶金部的不满，对高指标的不满。在那浮夸风肆虐的年代，毛泽东要当孙悟空，要大闹天宫，誓与高指标的斗争决战到底。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大幅度降低指标。
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对前阶段庐山会议作了小结：“会议开了近一个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了两件事：一、更改指标，上海会议改得不彻底。武昌会议定的指标达不到，但人代会通过了。为更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作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毛泽东竟要推翻三个月前全国人大一致通过的1959年各项经济指标，勇哉，毛泽东！
18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修改指标问题：“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修改指标问题。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几个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五个月，改了好，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已成为一种负担，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得破除迷信，将菩萨打烂，重新确定合乎实际的指标。就是钢1300万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
更值得一提的，是庐山会议的大结局。众所周知，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三项是有关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然而在毛泽东的强行干预下，那三项决议不仅没有发表，甚至都不曾见诸公报。为期长达46天的庐山会议，唯一出台的决议就是那个与1959年各项经济指标有关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念念不忘的是那些压得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的高指标啊！
我们共同重温了毛泽东有关抨击高指标的语录。在对毛泽东崇拜之余，对困扰我多年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豁然开朗了。
1、毛泽东的自责骂娘，是毛泽东刻意“小题大做”。1070万吨钢产量指标，在“踢破地球冲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标题，博主注）的1958年，实在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虽说“翻番”，其实相对于1957年，实际增产绝对数不过535万吨。而刘少奇、邓小平确定的1959年3000万吨钢产量指标，相对于1958年的800万吨钢，则翻了几番，绝对增产数为2200万吨，比当年英国钢产量还多。毛泽东之所以自责骂娘，就是针对那个荒诞无稽的3000万吨的。
2、毛泽东的自责骂娘，显然有点气急败坏，纯属激愤之词。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070万吨钢的问题上，饱受被忽悠、被蒙蔽被怂恿、被欺骗之苦。迄今为止，对于1070万吨钢指标的可行性问题，毛泽东是中国唯一一位提出质疑的人。在1070万吨钢产量指标最终出台前，毛泽东不仅曾向在场的所有有关人员一一咨询，还特地向“著名经济学家”陈云讨教。遗憾的是，竟无一人对此说不。毛泽东能不恼怒吗？！
3、毛泽东无疑是那个年代，在中国高层唯一清醒的人。众人皆醉，唯毛独醒。毛泽东亦太孤独了（上海七中全会，有人提出改指标，竟然多数人不同意，请参看上文）。
4、毛泽东反“左”，是一而贯之、不遗余力的。毛泽东自上山前18个问题的提出，到“神仙会”，到八届八中全会，到为期46天的庐山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都把降温降标作为庐山会议的头等大事。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一次会议之所以召开，就是改指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
居士不敢想象那个年代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情景。勇哉，毛泽东!智哉，毛泽东！伟哉，毛泽东！
我的后续博文：《真相——1070万吨钢案新说（三）》，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