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博文前两天被网管删除了，现再次发表。特此说明。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一纸《意见书》，被罢官。世人都以为是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其实，这是嫁祸毛泽东的又一起冤案。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充当着彭德怀的保护神的角色。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双方实力悬殊，最终不但未能保住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的职位，自己亦不得不听由大会的摆布，违心地跟着反右倾。

中国人对人物的评价，多半基于0-1系统，或大忠大贤，或大奸大佞。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由于没有任何获取一些真实信息的渠道，只得任凭官方洗脑。故在人们的心目中，彭德怀是为民请命、干家万户把香烧的菩萨级的英雄人物，周恩来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代完人。正如冰心所说的：“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完人。”居士有意识地来个彭、周两个”圣人“级的人物碰撞，想必碰撞出的不只是火花，而是更多的启示。

1、彭德怀与周恩来最早或许是结怨于会理会议。当时林彪曾打电话给彭德怀并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出任前敌司令部总指挥，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则离开军事领导岗位，随军主持大计。对此，人们只知道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并迁怒于彭德怀，认为林彪的举动系彭德怀指使。殊不知，周恩来更在意 此事。须知，在“遵义会议上曾作出四项决定：四、取消“三人团”，仍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则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帮助者”，即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助手而已。那么当年林彪挑战的首先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2、或许是出生不同或阶级烙印之故，彭德怀总有点看不起周恩来，“多次让周恩来等人下不了台。”他甚至说“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还说“他到哪里，像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115、116页）

3、“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回国，带着一条志愿军战士所穿的裤子与会。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两手一用力，将裤子撕裂成两半，骂道：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裤子!是给人穿么？当时周的脸上是红白交替，彭的脸则是黑如包公。“（出处同上）

4、鉴于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明哲保身，明知当年“钢、铁、媒的计划不能完成。粮食继续紧张。6个月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周恩来就是缄口不言。彭德怀冲着周恩来说：”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44页）

5、“黄克诚在被审查时透露，几年前彭说过，作为政治家，周太软弱，不能挑重担。“（（黄克诚自我批评，甘肃，1959年8月，91-18-96，p.495）

6、“后来因为大跃进等经济措施失误，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彭德怀就此多次指责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使得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处境非常被动。“（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24页）

以上是迄今为止居士所收集的彭德怀对周恩来的怨声。当然，不止这些。不过，周恩来是中国克格勃的鼻祖，他的耳目到处都有。特别是自高、饶事件后，反对中央领导就是反党。彭德怀亦不得不有所收敛，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口无遮拦了。

周恩来对彭德怀可不像彭德怀对周恩来那样。且看：

1、彭德怀曾卷入了高、饶事件。众所周知，当年高岗、饶漱石反对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二人。或许周恩来怀恨在心，就在高、饶事件过去半年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周恩来持保留意见，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才决定的。”对于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和稀泥”著称的周恩来竟敢说不而持保留意见，不可思议啊！可见他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嫉恨之深。(出处同上述6）

2、为了在庐山会议上终结彭德怀的政治生命，周恩来对搬来的救兵一 一洗脑。所谓让他们参加预备会，对彭德怀问题擅自定性，特别强调“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32页）对于意见相左者，便破口大骂。黄克诚上山后，周恩来就劝黄不要乱放炮。而黄克诚全然不顾周恩来的告诫，7月19日在第五组发言中说出比彭德怀更具分量的话，矛头直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05-106页）众所周知，北戴河决议是1958年8月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而七里营、徐水那一套则是刘少奇等人树立的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的典型。周恩来得知后对黄大发雷霆：“你吃了狗肉来的吧！劲头这么大！”（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3、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周恩来还给8月1日上山的中央委员、后补委员集中“补课”，“8月4日晚，周恩来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什么”他（指彭德怀）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正因为周恩来的这一说教，一些人就称彭德怀是中国的纳吉）什么“他攻击谭震林，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句话太阴毒了。毛泽东在大会上曾多次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谭震林，谭震林亦作了检讨，甘愿接受任何组织处理。怎么彭德怀批评谭震林，就是影射毛主席呢？！博主注）“什么”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国內国外都有。“（”国外“？这分明是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啊！博主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4、值得一提的是，对彭德怀首次试图冠以“里通外国”罪名致使彭老总死不瞑目的，正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他在常委会上心怀叵测地说什么“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刘统：《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

5、周恩来还别有用心地重提高饶事件，除彭德怀外，他还无中生有地把黄克诚和张闻天列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且断言庐山上的这次斗争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丛进：《二十世纪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1-302页）

6、连著名反毛学者、对周恩来总体上抱有好感的司马清扬都不得不承认：“至于’军事俱乐部‘，第一次在参加全会人员面前明确提出来的也是周恩来。”“真正对彭德怀定罪和伤害的人，是周恩来这些人，而非林彪。”（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上），第141页、第143页）总之，对彭德怀来说，最最致命的三发重磅炮弹——“里通外国”、高饶事件、“军事俱乐部”都是出自周恩来的罪恶之手。

7、历史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负责整肃高岗的是周恩来，五年后负责整肃彭德怀的还是这个人。整肃的手段又如出一辙。当年由周恩来主持的高岗座谈会做总结发言的是周恩来。他罗列了高岗的十大罪行。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周恩来按彭德怀生平的十五个历史时期，列出十五大罪状。所不同的是高岗、饶漱石反党只是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而彭德怀的反党则加上反对毛泽东这一条。报告最后，周恩来说：“虽然彭德怀表面上支持毛泽东，实际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却反对毛，一直到1959年要公开篡夺党和军队的权力。“（芭芭拉.巴努因、余长更：《周恩来的政治生涯》，马继森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居士为各位博友、网友播发了周恩来与彭德怀“对决”的一些镜头，我们不难看出，彭德怀对周恩来的“出击”，有的纯属误会，有的只是说话的场合、分寸不甚得体，有的无可厚非，有的则大快人心；而周恩来对彭德怀则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拳拳重击，刀刀见血。彭德怀自称张飞，有点粗野，却不失为君子；周恩来道貌岸然，却是个口蜜腹剑、心比蛇蝎的恶魔。他对彭德怀的加害，相比秦桧对岳飞的诬陷，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您说呢？您还认同冰心的那番无知可笑的说教吗？！

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多半源自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然而，《实录》是经过政治过滤的。常言道，文如其人。李锐，何许人也？他是在庐山会议上因丧心病狂反对毛泽东，蓄意诬陷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而成为唯一一名被开除党籍的家伙。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几乎一风吹地得以平反，而李锐却迟迟没有平反。应当指出，李锐不同于彭、黄、张、周，他所扮演角色就是特务，他有意接近彭、黄、张、周，为的是无中生有地造谣、诬陷以“做实”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一案，报效其主子刘少奇。对于这个内鬼，压根儿不存在平反问题。不过刘少奇没有忘记李锐这个曾为他甘当人体炸弹的这条狗。视刘少奇为再生父母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正是1936年刘少奇的那个招降纳叛的决定，安子文才能从国民党监狱的狗洞里爬出）曾为李锐的党籍问题亲临水电部党组，然而，水电部党组成员顶住刘少奇、安子文的高压，理直气壮地维持对其开除出党的原先处理。这对刘少奇来说，实在不无讥讽之意。在七千人大会上，你刘少奇不是说过“任何人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吗？可见李锐是个什么东西！直到十几年后邓小平复辟，才强行恢复其党籍。昔日刘少奇的这条狗又成了邓小平的一御用文痞。如此人渣，写出的东西能有几分可信度？！

庐山会议，是官方出于政治需要和舆论忽悠的一种笼统提法。其实，庐山会议分为两个阶段，或由两个会议组成：1、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八届八中全会。迄今为止，官方只是通过李锐这个赵高、周佛海式的人物有选择性地披露并曲解一些有利于嫁祸毛泽东的前次会议的有关情节。而对八届八中全会或闪烁其词，或干脆雪藏。须知，对彭德怀造成悲剧的正是毛泽东没有参加的“真理死了”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给后人留下谜团最多的也是毫无正义可言的八届八中全会。

八届八中全会无非是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罢彭德怀的官。八届八中全会究竟出自谁的提议，究竟是谁执意召开这次对彭老总个人、对全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会议，是个重要话题，亦是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某种意义上说，谁提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谁就是铸成彭德怀悲剧的关键先生。

对于这个谜，最清楚不过的莫过于李锐。李锐，他兼有毛泽东的通讯秘书、刘少奇的心腹双重身份。后来接替周恩来担任会议主持的彭真还让他担任7月31日、8月1日两天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周恩来的秘书还要到李锐那里去摸毛泽东的底。周恩来还甚至巴结过李锐。李锐回忆说：“上山前，总理约我们在庐山开完会去他家作客。“（于继增：《1959年庐山会议周恩来的两难处境）但是，这个刘少奇安插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他不愿说，也不能说。一旦道出真相，刘少奇的阴谋便会败露，一部嫁祸毛泽东的《庐山会议实录》的真相及邓小平主持炮制的《决议》中有关庐山会议的“结论”即被颠覆。

当年在庐山，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五人。是谁执意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非得置彭德怀于死地不可？我们不妨一一过堂。

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与毛泽东毫无干系

1）毛泽东对庐山会议没完没了的“压来压去”、“扯来扯去”（主要针对彭德怀。博主注），早已厌烦。在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一开头，就流露出这种情绪：“你们讲了那么多（指围攻彭德怀的言论，博主注），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28页）

2）7月29日在大会上说：“此外，还有些业务问题，到8月1日搞完”。（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权延赤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亦写道：“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3)据毛泽东的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7月31日，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吩咐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引自悬党编的《庐山会议》第七部分《会议变化》）

4）权延赤亦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

5)毛泽东虽未参加中央全会，但对全会作了一些干预。就在全会业已召开的8月5日，李锐为我们留下这么一段文字：“在毛泽东定下‘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口径之后，人们一般都不谈对彭德怀等人的组织处理问题。”（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7页）很明显，毛泽东反对在全会上对彭德怀作出组织处理。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旨在解决彭德怀问题（即罢官，博主注）的八届八中全会不但毫不相干，而且定下对彭德怀不作组织处理的原则。然而，多年来，毛泽东却被世人骂成明朝的嘉靖皇帝。冤哉！

二、林彪不可能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同样，多年来，林彪亦背着置彭德怀于死地的黑锅。众所周知，在彭德怀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毛泽东的态度如此，一切诬陷林彪的胡言乱语便不攻自破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一伙当年搬请救兵，林彪这个救兵却被李锐冠以引号。真是百密一疏，一下露了马脚。从而彻底排除了林彪“作案”的可能。详情敬请参看博文《林彪   真君子也》。至于朱德这位“老井冈”，我另有博文面世。

三、八届八中全会是刘少奇、周恩来逼宫的“产儿”

或许有的读者对刘少奇、周恩来逼宫一说，很难认同。当年的毛泽东虽然不是汉献帝，但他老人家早已大权旁落。很多事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说了算。毛泽东曾经说过：“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1961年6月，博主注），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出处同上）毛泽东如斯说，一些著名的反毛学者亦有刘少奇、周恩来的逼宫之说。如：早在高、饶事件中，“刘少奇、周恩来逼宫成功。”（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第71页）1960年10月，信阳事件案发，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在政治上与刘少奇渐行渐远（参看我的后续博文《毛泽东  救世主》）“在七千人大会后的西楼会议上，李先念说‘是政治导致了财务虚假帐’。刘少奇大怒，声称自己为‘非常时期大总统’，然后携余威强迫毛泽东签字。毛前脚刚走，刘后脚开中央工作会议。因为两个人对形势的看法不同。如果两个人都在，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好开了。客观事实证明确实是毛的看法对，那刘少奇这不就是逼宫么？“（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第157、158页）

众所周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语迟在《庐山会议    彭德怀逼宫》一文中写道：“彭德怀等人的目的是‘要中央检讨’、‘有人要下台’。谁下台？。当然不会有人打毛泽东的主意，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退居二线，彭的矛头对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在8月1日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谁有恐慌感？最有恐慌感的莫过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了。一是因为他们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已激起天怒人怨，二是他们共同逼死了高岗，得罪了部队、东北局及陕北地区的许多高官。

事实证明，正是刘少奇、周恩来提议并主持了罪恶的八届八中全会。据王光美回忆：“庐山上批彭德怀的会，毛泽东一般不参加。但刘少奇、周恩来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德怀，被刘少奇喝住。“（《王光美见证庐山会议：彭德怀差点被群殴》，史海钩沉）

王光美还感到彭德怀的《意见书》的分量。她吃惊地说：“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正‘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引自《王光美谈庐山会议突然转向内幕》）刘少奇虽然自命为“非常时期大总统”，内心却很虚弱，毕竟因共产风、浮夸风备受骂名啊！“在毛发作后（指7月23日毛的讲话，博主注），刘变得如此紧张，增加了安眠药。有一次，他过量服用，在卫生间里瘫倒。“（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第95页）这次，彭德怀因一纸《意见书》授人以柄，能轻易放他下山吗？放彭下山，就是放虎归山啊！我是非常时期大总统，你毛泽东说散会就散会吗？！如前文所述，西楼会议刚结束，刘少奇不是背着毛泽东立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么？

总之，居士通过对全会“案情”的梳理，证据印证，得出有关庐山会议的一条最重要的结论：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贺龙、谭震林一伙执意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非将彭德怀置于死地不可。

居士论曰

一部《实录），出自人渣李锐。李锐乃涉案人，案中人言案中事，难以采信，更况《实录》不实，多少“贾雨村言，甑士隐去”。

• 开博，本是件高雅而开心的事。但有的涉博者却常常做出一些鸡鸣狗盗的下三滥的事。其中，有的常在博园中行骗，如骗取关注。他们先“关注”一下你的博客，接着又取消对你的关注。这是极其卑劣的。是对博园圣地的重度污染。他们之所以干出如此勾当，无非想骗取你的关注、回访。如此伎俩，其实是既愚蠢，又可怜。稍有一点博客经验的人是不会让这些骗子得逞的。
•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遭遇，起先不屑一顾。然而，随着遭遇次数的增多，不由得心生厌烦。如今日凌晨在不到两分钟中，竟遭遇了三个骗子。为治理、净化博园环境，特将他们的行骗行为曝光如下。
•  一个寒噤p 关注了你的博客 关注ta 加好友 03:29
•  普通丶小姐 关注了你的博客 关注ta 加好友 03:28
•  演拙劣技 关注了你的博客 关注ta 加好友 03:28
• 我并不在乎我的博客的关注人数及点击量，因为关注人数、点击量并不能说明什么。
• 最后，敬请各位博友提防一下这些在博园里的到处游荡的行骗人。

居士的按语

我有“幸”两次参加“监打监收”活动，见证了世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最野蛮的反人类的历史。所谓监打监收，就是将农田里的稻子一颗不留地统统上缴国家。饿死人事件的原因多多，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高征购、高进口、高出口......不一而足，然而酿成饿死人事件的最关键事件，就是美其名曰的监打监收，就是“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和农民争夺粮食“（谭震林的罪恶语言）的抢劫事件。这是居士的独家之言，也是居士的重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居1959年9月中旬，初中入学不过半个月当时还不满13岁的我竟接到一项政治使命——监打监收。监打监收的政治背景，就是当年当局认定农民“瞒产私分。”是啊！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征购粮食的指标却完成不了，无疑是“刁民”们蓄意瞒产私分。一个“监”字，分明把我们的农民同胞当作贼了。关于监打监收，谭震林三个月前的一番丧尽天良的话就是最好的注脚。 1959年6月20日，在一次关于粮食征购的电话会议上说：“在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就必须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电话会议，甘肃，1959年6月20日，91-18-494，pp.44-8）其实，监打监收就是国家公然抢夺农民粮食的具体实施方案。“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任人宰割的弱势农民岂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对手。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保命粮被洗劫一空。两个月后。金宝圩中的所有农村公共食堂统统因绝粮而断炊致使40%的农民同胞猪鼠（1959年系猪年，1960年系鼠年。饿死人的高峰期就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博主注）相逢大梦归。

谭震林的一席话，可谓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高层的主旋律。只有毛泽东对这种强盗行径为广大农民同胞鸣不平：“春节（指1959年春节）前后才暴露出粮食不够。反瞒产有理由，站在农民这一边，就不能反瞒产。你无代价调拨，不瞒产，生活就危险。“（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9页）很遗憾，“当时毛主席的声音太微弱。”（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每人被派往一个生产队。我们未经任何培训，立马走人。我们的任务有三：1）称重，每担稻子都得过磅，掌秤人就是我们这些学童；2）填写粮食产量的三联单；2）押送至水阳镇粮站。由于我们所在的金宝圩属水乡，这种押送又叫“押船”。所谓监打监收，说白了，就是把农民地里的粮食实行扫光政策，统统上缴国家。这是赤裸裸的强盗之举。

我曾经随同我父亲划着自家的船一路欢笑一路歌地到水阳粮站送过公粮。而现在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竟要提防、对付我的同乡同胞，多么无耐啊！

今日凌晨偶然看到东天如来的《反毛先锋李锐罪有应得》一文，竟是我于2014年1月28日发表的博文《卧底、内鬼李锐——庐山会议重新解读之二》。所不同的是，他删除了我的按语，作者由百家岩居士偷换成东天如来(博客等级：19，亦算一“名博”），其余未有一字更改。

该文“发表”于2016年4月7日，仅仅70天，已有185人转载，35人喜欢，3人收藏，974人点击，多人点赞，1人赠金笔。我已将我的原文置顶，并转载了东天如来的“文章”，请比对参看。

这是我第三次遇到此类事件，前两位博友已向我作出道歉。这次，我亦是先礼后兵，我已向他发出纸条，请他作出解释。却迟迟不见回复。

居士以为，这是一起地地道道的剽窃事件。而这类事件相对于科技成果被剽窃更难发现。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亦曾是某剽窃事件的受害者。我的一项重大的科技成果曾被我公司的两名当权人庄舒（公司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总经理）、孔祖开（公司航空中心主任）剽窃。该项成果曾获得国家专利，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理应获一等奖，这可是国家级奖项）。该专利目前仍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应用，而且至少会继续应用二十年以上。后来是通过国家的《异议制度》，最终维权成功。详情请参看我的博文《世间竟有如此卑劣、无耻之徒》。我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故我要正告东天如来：你必须对你的欺诈行为负责！奉劝你还是尽早停博为好。别再招摇撞骗，丢人现眼了。并呼吁全国博友、网友共同开展一场打假运动，将这些博园中的害群之马一  一清除，以净化我们共同的家园。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屡见不鲜。而在庐山会议上，则出现了秘书乱政的奇特现象。庐山会议之所以开成那个样子，固然原因多多，然而，几大秘书的上蹿下跳、煽风点火，或许是庐山会议的关键事件。四大秘书在这出闹剧中原本扮演的只能是跑龙套的角色，但是，他们不满足于这种角色定位，他们要唱大戏，要大闹庐山。所谓“四大秘书”，是指李锐、田家英、胡乔木、吴冷西。

吴冷西曾同李锐谈过毛泽东对书生的看法。“吴说，主席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2、13页）或许毛泽东的话触动了这几个“书生”的神经：追随毛泽东，成不了政治家。更况“新君”已“登基”（1959年4月28日，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博主注），毛泽东当“太上皇”、“名誉主席”是迟早的事，便萌发投奔新主、改换门庭的念想。有了这种阴暗心理，便肆无忌惮地妄议“主公”了。“我（即李锐）在悼念家英的文章中曾写道：‘大跃进’期间的交往，就不仅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即杨尚昆，一个秘书同办公厅主任私下对中共中央主席说三道四，正常吗？在毛泽东卧室安装窃听器，便见怪不怪了。这是刘少奇、杨尚昆的合谋。居士将有专题博文面世）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很是厌恶。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事）（原来“斯大林晚年说”出自这里，博主注）；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屁话！若毛泽东不出面纠正刘少奇、邓小平的“五风”，中国就不堪设想了。博主注）。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这正是刘少奇、邓小平所企求的。博主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35页）

关于李锐、田家英、胡乔木、吴冷西这几个反毛小丑的罪恶行径，李锐这个蠢货倒给后人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在专列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也同吴冷西有过一次闲谈。我们四人的交谈中有一共同观点，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2、13页）原来，在赴庐山的路上，他们已经想好对策，准备将刘少奇、邓小平大刮“共产风”、“浮夸风”所犯下的罪恶嫁祸给毛泽东。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个小小秘书，竟敢肆无忌惮地诽谤“主公”，这在封建社会可是灭门之罪啊！他们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盖他们已经有了改换门庭的退路，他们早就投靠了新的主子。他们已经把毛泽东当作汉献帝了。吴冷西说得很分明：“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六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李、田、胡、吴这几个滥小人，明知毛泽东是明君，只因毛大权旁落，便助纣为虐，对毛泽东大泼污水，甚至竭尽嫁祸毛泽东之能事，实在太可恨、太可恶了。

其实，李锐、田家英、胡乔木、吴冷西不只是妄议“主公”，他们已结成反毛泽东的阴谋集团。对于这一阴谋集团，早已立案审查，只是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安子文、薄一波等人的庇护，此案一度搁置，直到文革时又重新立案审查。“1979年1月，我（即李锐）回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全部有关资料。这使我想起1967年8月间的事情。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我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0、11页）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李锐蓄意转移视线，正好说明李、田、胡、吴的反毛联盟关系。李锐终因丧心病狂地恶毒攻击、诽谤毛泽东于1967年11月10日被正式逮捕。

居士论曰：纵观李、田、胡、吴，都是出卖灵魂的文痞。李锐为做总理梦，千方百计效忠新君，不择手段嫁祸毛泽东、彭德怀，甚至甘当“人体炸弹，实人类历史上第一卑鄙、龌龊小人。毛泽东与田家英情同父子，田却恩将仇报。到头来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也。胡乔木，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支笔”，典型的多面人。在庐山会议上，从参与炮制毛泽东的“斯大林晚年说”到批判“斯大林晚年说”的华丽转身，令世人叹为观止。（详情敬请期待我的后续博文《关于毛泽东的“斯大林晚年说》）特别是后来追随邓小平，终成不齿于人类的人渣。吴冷西只因为毛泽东的“声音微弱”，而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压倒一切“，便良知泯灭，甘当刘少奇、邓小平的歪理邪说的吹鼓手。所幸在他晚年良心发现，开始忏悔、赎罪。特别是给后人留下《忆毛主席》这部弥足珍贵的专著。此外，他反戈一击，无情揭露李锐种种鬼蜮伎俩，批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亦算功过相抵了。宽恕他吧！阿门！

 居士的按语

本文又是独家之言。居士或许是第一个揭批贺龙的人。所幸不论你搜索“贺龙在庐山会议上”，还是“庐山会议的重新解读”，居士的博文《千万不要忘了贺龙这个杀手》均列全国各大网站头条，且有3759条评论。仅新浪博客，就有243人转载，点击量为22516。谢谢全国的各位网友、博友，尤其要感谢反面教员李锐“先生”。

居士为文，务求笃实。或许我酷爱数学（居士1983、1984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修期间，曾破译了离散数学世界四大难题之一——中国投递员问题，发表在国际刊物——《运筹学杂志上》），撰写每篇博文，都当作一道数学命题来论证。

我通常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入睡，平均睡三、四个小时。我已是古稀之人，缘何如此玩命，盖某种使命感也。中国人被官方洗脑几十年，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是人头立地，我要为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尽点绵薄之力。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还有一个未曾叫响的名字——彭纳吉。”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69页）彭纳吉之说源自贺龙的爆料：“在专列上，彭德怀曾当着刘少奇、贺龙、王光美的面说什么‘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王光美也证实了这句话，变成‘只有请苏联红军来了’“。（默人：《到底是谁害了彭德怀》）而李锐关于这一情节的原文则是：“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11页）不过，李锐刻意将刘少奇、王光美的名字隐去。

彭德怀在专列上究竟有没有说过这番话？有没有彭纳吉之说？

1、贺龙的话不可信

贺龙者，一土匪、兵痞也，然野心勃勃。他觊觎国防部长一职已多年，他早就欲置彭德怀于死地而后快。在庐山会议上，贺龙对于继任国防部长一职似乎志在必得。当时彭德怀未曾罢官，他就破例列席7月31日、8月1日常委会。当时列席常委会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彭真和贺龙。彭真列席常委会，似乎说得过去。一是因为总书记邓小平因身体原因未参加庐山会议，他或许是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全权代表列席常委会的。人家可是书记处的二当家、“副总书记”嘛！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庐山会议上所充当的主持人角色。“彭真上山后，7月22日，由彭真接替周恩来，主持庐山会议的讨论工作。”（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19页）而贺龙列席常委会，则不伦不类。众所周知，八届八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降指标，全会最终出台的唯一文件亦是有关大幅度降低1959年各项经济指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既然如此，缘何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不列席常委会，而让在政府部门只担任体委主任的贺龙列席，咄咄怪事啊！说怪也不怪。这分明是刘少奇的蓄意安排，就是让贺龙出任国防部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政治图谋及贺龙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尽管彭真在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罗荣桓亦为贺龙说项，力荐贺龙出任国防部长。（上述内容敬请参看本系列博文的其他篇章）毛泽东则苦口婆心力劝林彪出山以阻止刘少奇的军事渗透。出于政治野心，贺龙早已投靠刘少奇、邓小平，成为刘邓司令部军方代理人。正如邱会作所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后来所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贺龙与刘少奇，一丘之貉，他的帮刘倒彭的话无疑水分太多，不可全信。

2、彭德怀不可能当着刘少奇的面谈匈牙利事件，谈“请苏联红军”

“请苏联红军来”，可是里通外国的叛国死罪啊！彭德怀虽有时说话口无遮拦，但有的话会斟字酌句的。因为这是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莫说是刘少奇、贺龙，就是一般的同事、亲友，彭德怀亦会三缄其口的。如彭德怀的《意见书》，仔细解读，并没有明显授人以柄的内容。其中最具刺激的文字亦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失有得”、“浮夸风气，就其性质看......具有政治性的。”而已而已。彭德怀与刘少奇已相识二十多年，他俩在红三军团还共过事，彭是军团长，刘则担任政治部主任。特别是1935年长征路上的会理会议，刘少奇伙同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委）妄图以红三军团三巨头的名义，向中央发难，发泄对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领导人的不满，请彭德怀签字，遭彭拒绝。刘、扬依然将电报发出，后又倒打一耙，嫁祸彭德怀。彭德怀算是把这两个搭档看透了。故彭德怀“一贯跟刘（刘少奇）谈不来。”（林彪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01页）更况彭德怀明明知道刘少奇是共产风、浮夸风的第一买单人。再一点，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与刘少奇结怨太深，深知高岗被逼自杀后，刘少奇下一个整肃目标早已锁定他彭德怀。彭德怀怎么可能当着刘少奇、贺龙、王光美的面谈很可能掉脑袋的事？

3、与会人员不可能与闻贺龙的爆料

与会人员显然不知或压根儿不信诬陷彭德怀的那些话。果真彭德怀曾讲过那番耸人听闻的话，那简直是给人一种炸毁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感觉。当时，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肆虐，亿万民众确实怨声载道。但经济形势还远远未到造成内乱非请友邦介入的地步。更况当时毛泽东主持召开几次中央会议，批判共产风、浮夸风，开始降温、纠“左”。倘若彭德怀讲了那些伤害国民民族情感的话，彭德怀早就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果真如此，刘少奇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只是举手之劳，大可不必向山下搬请救兵，亦不至于因服过量安眠药而瘫倒在卫生间里。彭德怀果真那么说，彭德怀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罪名亦就做实了，与会人员会对彭德怀万箭发而彭德怀则死无葬身之地了。须知，彭德怀《意见书》中的“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观点就被批得体无完肤啊！然而，从会议批判彭德怀的详实内容看，与会人员只涉及《意见书》，还有莫须有的毛泽东的斯大林晚年说及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这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贺龙的所谓惊天爆料纯属子虚乌有。

4、从毛泽东的言论看，李锐的杜撰纯属子虚乌有

在庐山会议上，不仅与会人员不曾谈及贺龙的爆料和彭纳吉的问题，毛泽东的全部讲话亦不曾涉及这两个话题。这只能说明贺龙压根儿不曾揭发过与彭德怀在专列上的谈话内容，或贺龙的揭发材料严重失实，毛泽东不予采信。按正常逻辑推理，如果彭德怀在专列上说过那些话，毛泽东无疑会怒发冲冠的。毛泽东雄才大略，对于应对任何复杂的形势，都胸有成竹。他总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如何看待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是相当乐观的。他在庐山上咏就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心理写照。而你彭德怀竟把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甚至是天下大乱，以致要请苏联红军来中国收拾残局，这还得了？！那毛泽东不知怎样骂娘了。匈牙利事件及纳吉问题亦将成为毛泽东的重要话题。果真那样，彭德怀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而不是像毛泽东在8月1日常委会上对彭德怀所说的：“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05、206页）了。更不会一而再再儿三地坚持让彭德怀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了。

如今，当事人彭德怀已见马克思去了，贺龙、刘少奇也去见希特勒了。李锐的信口雌黄只能是孤证。居士非常自信，彭老总绝不可能说出那样超低智商的话。即使普天下的人都相信，居士反正不信。

居士的按语

为写《秘书乱政》篇，竟意外发现李锐这个蠢货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不慎露出的马脚：“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这一重大发现，对居士来说，简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内线”二字，可谓一语泄露天机。它将彻底颠覆《庐山会议实录》之“实”，彻底颠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光辉”形象，彻底颠覆邓小平主持炮制的《决议》中有关庐山会议、饿死人事件、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及对毛泽东“评价”的“定论”。

毛泽东晚年，曾提出三要三不要。其中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失败及晚年的悲剧结局在于对政敌的阴谋诡计毫无防范或防范不力。

庐山会议这盘棋，其实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弈，结果刘胜了。不过刘少奇胜之不武，因为他胜在阴谋诡计，胜在谍战。

刘少奇从事地下工作多年，谍战经验丰富。在庐山会议上，他的谍战之招派上了用场。同样，周恩来曾是中国克格勃的老大，谍战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刘少奇为保住自己的储君地位，便千方百计密切注视太上皇毛泽东的动静。为此，自1959年1月开始，便在毛泽东的卧室、专列及常去的场所统统装上窃听器，除此之外，他还几乎悉数收买毛泽东身边的人充当内鬼、卧底。在这些毫无良知的人渣中，最卑鄙无耻的当数李锐和田家英。

庐山会议前夕，刘少奇就在毛泽东身边布下一张庞大的谍报网，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尽在刘少奇的窥视之下。一部《庐山会议实录》，有关刘少奇等人的谍战情节比比皆是，本文不一一细说，单表李锐的“田家英内线”之说。

李锐不知羞耻又极度愚蠢地说什么：“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泽东这时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还说过要印发《阿Q正传》的话，意即要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74页）

“内线”！完全一派敌特腔调，“内线”二字，活脱脱勾勒出李锐、田家英这两个内鬼的丑恶嘴脸。最可恨的是田家英。毛泽东与田家英，情同父子，田却卖主求荣。

在庐山会议期间，李锐、田家英这两个刘少奇的卧底，两双贼眼一直死死盯着毛泽东。李锐说：“毛泽东似已多日没有找下面的人个别谈过话，大家都在摸风向，不知他的意图如何。我比较谨慎，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我都没吱声。这是从田家英那里得来的经验：常有反复之变，不可轻易传话。（看来田家英的敌特经验更为老道：谍报必须准确无误。博主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64页）

庐山会议前期，很多有问题大员唯恐被清算、被打板子，终日摸风向，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如果说得形象一些，当时庐山会议的形势，正是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下面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关于总路线，真有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昨天晚上我谈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毛泽东希望多多益善，周惠能出席庐山会议，正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流露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深受毛泽东的赞赏而破格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庐山会议的。博主注）我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博主注）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韩哲一、宋平），正面有李富春一个人就够了（毛泽东不喜欢“左派”，在前次上海会议上，李富春是毛泽东的主要批评对象，在7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则指名道姓地说：‘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即谭震林）有责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9页））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70页）

由此可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反“左”可谓是铁了心了，可恨的是，毛泽东代表人民心声的声音被彻底封锁了，压根儿出不了“美庐”（毛泽东的住所），详情敬请参看我的后续博文《周恩来与李锐》。

田家英与李锐，虽同为内鬼、卧底，然而对刘少奇来说，田家英更有利用价值。他毕竟是大内副总管，尤其他一度是毛泽东最亲近的人，又有多年的内线根基。李锐不过一上任仅一年的通讯秘书，他的谍报很多都是从田家英那里获取的。这也正是李锐有意亲近田家英的原因。

说内线，道内线。关于田家英的内线，居士总得作个交代。田家英究竟有哪些内线？李锐虽没有明说。但李锐这个蠢货还是变相地告诉了世人。田家英的内线就是王敬先、林克等人。且看：“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毛泽东正式找过哪些人谈话。田家英同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王敬先（庐山会议后被调离，文革中去世，时任苏州市委书记）英文秘书林克及机要秘书等，都关系密切，有什么动静，田家英都会知道。当时人们都皆知毛泽东找我们谈过两次话，都想探问，摸摸风向，这时我是守口如瓶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74页）

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悉数被刘少奇收买，毛泽东身边果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居士感叹这些人人性的丧失，良知的泯灭。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时，即使是商纣王，身边尚有几个忠臣义士，缘何被孔孟之道教化几千年的国民竟这等素质，竟为一己之利出卖灵魂。特别是改开后中国国民的素质竟跌至全球倒数第二，知识分子的素质则是全球倒数第一。我为我们的自我标榜为礼仪之邦的国家悲哀，为我们这个时代悲哀。

当时，毛泽东大权旁落，处于劣势，声音微弱，加之他在明处，刘少奇等人在暗处，又有那么多内应，到头来，毛泽东反“左”反不下去不得不违心反右倾（即反自己，因为他自称反冒进的头子、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博主注），害得彭德怀亦丢了官。或许毛泽东在向马克思报到前，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一味抱怨：“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5月23日，田家英畏罪自杀。这是报应，死有余辜。关于田家英的死因，有多种版本。居士以为，不论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是死于他所投靠的新主子刘少奇之手。因为1966年5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著名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启动的“五.一六”通知，无奈作出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还把田家英列为这一反党集团的第五人，并成立了由刘少奇的心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长的田家英专案组。刘少奇连他的左膀右臂彭、罗、陆、杨都可牺牲，还在乎田家英这个小卒子？更况田曾向刘少奇提供了那么多专打旧主毛泽东的炮弹，田知道的太多太多，这个不齿于人类的人渣，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正如陈椰所撰写的博文《玉树临风   田家英之死》所云：“刘也是没法子，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由不得自己了。权衡再三，挥舞大刀，向自己的手下人砍去。”

田家英自杀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得知田的死讯，说：“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此是褒义，然而毛泽东哪里知晓，田家英佯装右派，取悦毛泽东，却暗地里跑到“左”派领袖刘少奇那里拿卢布。博主注）后来他和彭（即彭德怀）（毛泽东此说差矣！田家英、李锐怎么可能倒向彭德怀。田家英、李锐有意与彭德怀等人套近乎，是王佐断臂，投奔金营，旨在做实彭德怀等人反党集团的罪名，帮助刘少奇除掉刘日后登基的最大的拦路虎。博主注）、彭（即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即刘少奇，博主注）很尊敬，他也有野心。”（引自陈椰的《玉树临风   田家英之死》）

居士撰写完该文，还在琢磨“田家英的内线”几字。刘少奇、田家英、李锐真是卑鄙之尤，无耻之尤。特别是李锐，不仅卑鄙无耻，且愚蠢地将他与刘少奇、田家英的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白纸黑字地自我爆料。如此人渣秉承邓小平旨意杜撰出的《庐山会议实录》，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